波蘭詩人切斯沃夫·米沃什講過一個俄國革命時期的故事。在火車站的一個自助餐廳裡，有一個神情落寞的人在吃晚餐。他的衣著服飾和行動舉止都明顯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是戰前俄國式的知識份子模樣。幾個流氓無賴注意到這個落魄的貴族，他們走上前去，開始嘲笑和羞辱他，甚至還往他的湯裡吐了痰。這個人沒有任何反抗，也沒有起身驅趕這些流氓。場面持續了很久，突然，他從兜裡掏出一把槍，把槍管插進了嘴裡，開槍打死了自己。
第一次讀這個故事，我感到有些奇怪，既然他有槍，為何還如此軟弱？難道知識份子就該受人羞辱嗎？過了好久，重讀了這個故事，我突然意識到，這個落魄的貴族如此堅守自己的驕傲和矜持，以至於他的身份和教養成了一種被羞辱的品質。他有能力施暴，卻寧願放棄使用暴力，他的自殺讓他保持了一個貴族的榮耀。
我知道這個故事會有不同的解讀。比如知識份子的軟弱，對革命和暴力的恐懼，對這種灰暗生活的絕望，這些都隱含在這個自殺式的話題裡。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生活在俄國的知識份子都感受到了這種巨變。他們一頭紮進了革命的漩渦，歡呼著一個救贖新世紀的到來。如果說十九世紀在許多人眼裡只是一個言辭崇高，行動妥協的世紀，那麼二十世紀就是他們用行動來改變世界的世紀。他們把自己的理想主義情結完全傾注於一種革命的激情。為了那個高懸的理想，他們努力打破這個世界糟糕的樣子，烏托邦成就了他們的存在。但是革命帶來的旋風，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方向。這個龐大的布爾什維克帝國摧枯拉朽般滌蕩著原來的革命者，掃平了十九世紀文化的殘餘，人們的生活日益陷入灰暗與平庸，伴隨著無所不在的大清掃的恐懼。
這也正是米沃什講述那個自殺者故事的用意所在，在他看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俄國知識份子自殺，雖然有恐懼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出於對他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的厭惡」。這也正是《1984》中所描述的那種生活狀態帶來的變化：灰暗，了無生趣，看不到任何希望，恐懼如影隨形，自殺反而成為了心靈解脫的一種形式。
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中，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遺孀，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回憶詩人從1934年第一次被捕，直至1938年年底詩人死于集中營，這段時期顛沛流離的生活。這也是蘇聯歷史上集中的大清洗時期，有大批的人失蹤和消失，恐懼一度成為了生活的常態，曼德施塔姆的一生成了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命運的集體隱喻。詩人在1934年5月第一次被捕時，另外一位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也同時在場。她們做了各種分析，她們寧願這是詩人與其他有權勢的作家的衝突，而不是因為更高的政治勢力的影響。因為她們最擔心的事情莫過於，曼德施塔姆在1933年秋曾經寫過一首關於最高領袖史達林的詩歌，描述了「克里姆林宮的山民」，「他粗壯的手指，像蛆蟲一樣肥」，「螳螂般的大眼睛」等等。如果是因為這首詩歌而導致的災難，那麼這種災難只不過是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