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程的歷史跨度中，正確理解中國大陸興起的歷史意涵，是各行各業的社會精英在21世紀最重要的功課。
理解中國大陸興起的歷史意涵
2103年三月，美國加州州長布朗到中國大陸訪問，試乘北京到天津的城際快鐵，這是中國大陸第一代高鐵技術的產品，很大程度仿效日本和德國的技術，但現在已經開放技術提升到第三代，布朗此行希望中國有興趣參與加州正要興建的一條鐵路。對此，《紐約時報》很感慨地說：150年前中國也對加州鐵路提供了貢獻，主要是勞力的提供，可是現在中國將提供技術、資金、設備、工程師、甚至貸款。
我個人的觀察是，在過去三百年的人類歷史，只有四個歷史事件的重要性可與中國崛起相比擬：第一個是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第二個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第三個是1917年十月俄國共產革命；第四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崛起。前兩個事件塑造19世紀的世界格局，後兩個事件則是塑造20世紀的世界格局，而中國興起將帶動二十一世紀全球秩序重組。
所以，全世界重要的智庫大概都在探討這個問題會帶給各國什麼樣的衝擊。例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資深研究員薩伯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預期，2030年前後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宰制地位，將酷似1970年代的美國，以及1870年代的英國。這種經濟優勢將推升人民幣作為主要的儲備貨幣的地位，而且來臨的時間將比想像中來得早。
他的觀點引起很多不同的意見，像《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欄作家馬丁沃夫（Martin Wolf）則認為，中國將來二十年仍是高速增長，不過中國還是有一些脆弱性，美國也仍擁有研究獨特的優勢，例如美國在能源上更自主、科技領先、軍事優勢、英語仍是通行語言、美國大學研究機構短時間仍無法被北大、清華取代、美國也還有很多盟友等，中國仍是一個「還不成熟的超級強權」。綜合兩者的意見，我認為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應該是介乎這兩位的觀察之間。
我們也可以找一些數字來想像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2011年年底使用21種不同的指標，對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快速上升做了對比與預測分析指出，中國在鋼鐵消費上1999年就超過美國，手機用戶在2001年超過美國，最突出的是在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在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製造業總產出、能源總消費、汽車總銷售數量，都在那年超過美國。
從這樣一個起點繼續往前看，《經濟學人》估計未來以購買力平價（PPP）來看，2016年中國經濟總體量會超過美國，中國人均當然相對美國還是很低，即使用名目匯率來計算GDP，大概也會在2018年超過美國，股市市場總值有可能在2020年超過美國。此外，2025年中國在國防支出規模可能會超過美國，這點比較難以想像，因為在2011年中國國防支出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不過，若美國國防支出未來停止成長，甚至出現消減的話，而中國的卻每年成長超過百分之十，這個預估仍是可能的。
從世界城市的興替看中國大陸崛起
另外一個很真實的觀察指標，就是看世界級都市作為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全球化的世界，真正能夠激發生產力，都是由大都會構造的高密度知識、資金所形成的環境。根據麥肯錫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與《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做的合作研究，對未來全球性的都會選出75個最有活力的城市，最有活力則是指從現在到未來15年增長總量最大的。可以看到，75個最有活力的經濟城市中，美國占了13個，但其中會有29個在中國，前20名中也有14個在中國大陸。這也不難想像，畢竟中國大陸人口超過五百萬的城市比比皆是：除了上海、北京、天津、重慶、廣州外，深圳、成都、杭州、佛山、東莞，在經濟規模上都是非常突出。中國帶來巨大的全球的經濟與其他重心的移轉，對世界格局的影響非常深刻。
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中，很重要的是政治體制本身發揮了促進與帶動發展的角色。這個體制展現巨大的資源調動能力來引導國家發展，用跳躍式的方式跨越工業化與都市化期間重要的難關，而且跟其他威權體制相比也是比較突出，因為中國大陸本身的內部機制做了相當多的必要調適，解決威權體制會碰到合法性、政治穩定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有重要的政治穩定機制，有任期制、接班制、集體領導制，避免個人獨裁與單一領導人犯嚴重錯誤，也不會讓個人生命有限的自然規律拖累。同時，中國大陸有一個複雜的社會利益調節機制，它不是一個黨獨斷的國家治理模式，而是有非常多的民主協調機制，即使這些機制並不是我們習慣的民主選舉方式。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共產黨作為統籌國家治理的核心部門，其發揮重要角色，像是不斷確保國家機器能找到適當的人才，內部形成激烈的競爭機制，讓社會好人才入黨、培育、汰換、篩選，這都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地方。去大陸考察，即使到地方接觸不同基層的幹部，他們普遍都具備擔任其職務該有的知識與經驗，這並非偶然的，這就是人才篩選體制運作的結果。未來中國不是沒有要面對的發展挑戰，像是健康、環境、能源等，但不可以低估過去它所克服這些巨大挑戰所展現的回應能力。
中國大陸的興起對我們帶來什麼衝擊
解讀中國興起要有歷史觀。邱吉爾有句明言：「一個人能回頭看多遠，就能往前看多遠」。過去一千年裡，中國、印度這類古老文明在世界的版圖中，一直都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宋朝時期，中國在全世界生產力的比重大多有25% 到33% 左右，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崛起、印度崛起、非西方崛起的現象，不過就是歷史回到常態。中國逐漸恢復它在東亞的地位，其快速興起也跟其他開發中國家（非西方世界國家）發生正面的互動、相互拉抬，未來全球就會出現多元的格局。
這個現象並非現在才開始，過去三十年趨勢就很明顯了，未來十幾年趨勢的輪廓會更鮮明――我們進入一個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時代。全球的生產活動重心快速向非西方世界、亞洲移轉，這是近年來西方國家有識之士的共識。
美國一位很有影響力的評論家薩卡里亞（Fareed Zakaria）， 前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總編輯，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書《後美國世界》（The post American World）中認為，美國不可能永遠一枝獨秀，當前的轉折就是過去五百年來人類歷史第三個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個是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個是美國的崛起，第三個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再看一個有參考意義的歷史數據，根據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經濟史》（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AD），他提供的長程歷史觀告訴我們，如果把歷史的尺度拉長為一千年，西方國家獨占人類歷史舞臺，是一千年裡一個特殊的，而不是一個常態的時期。這意味著我們過去熟悉的世界，即將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對全世界人類來講，這可能是更公平的經濟資源配置結構，也更接近人類千年歷史的常態。
未來有很多不同想像
悲觀的觀察者預言，一個中國崛起帶來的後果很難和平，我認為這樣的預言理論基礎是不足的。今天的時代不一樣了，全球經濟密切綑綁在一起互依程度相當高，更不用說衝突緊張程度一旦增高，全世界金融就會陷入混亂。
未來是有秩序的權力移轉，或是有一段時間群龍無首，都有可能存在。不過，也有些機制在其中形成，像是二十國集團（G20）已成為世界重大問題的協商機制，G2更是其中的軸心。另外一個新興的權力集團――金磚五國（BRICS）， 仍在雛型階段，但未來有很大的潛力。而且，金磚五國帶領開發中國家，提出未來世界秩序安排的意見主張，正在挑戰歐洲與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另外一個，因為後起工業化國家的全面崛起，會讓世界經濟的貿易關係出現根本性的改變。過去25年都看到中國或其他開發中國家生產的工業產品價格不斷下降。但中國、印度缺乏的原物料與能源，相對交易價格會不斷上升。全世界財富會重新分配，過去落後國家要出口很多噸原物料才能換一部汽車、手機，未來交換關係會與過去2、30年出現很不一樣的格局。未來，一個智慧型手機在中國、印度以美金兩百元銷售，這是可以想像的。
為什麼G20會成為新的全球協商機制？也因應了剛剛說的經濟板塊大挪移中，累積到一定程度，一次危機就足以促動國際體系權力和決策機制做相應的調整。這個調整在2008年就出現了，布希不得不召開二十國集團的高峰會。會中，布希把能挽救全球經濟的領導人放在身邊，像是中國的胡錦濤、巴西的魯拉，可見過去2007到2012年間的經濟增長，金磚集團的國家提供很大的貢獻。
金磚五國在經濟危機之前提供了一半以上的經濟增長，中國、印度是其中最突出的。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全球經濟增長進入停滯甚至倒退的階段，但金磚五國仍是正增長。傳統高收入國家：美國、西歐，在經濟恢復的過程中，對世界經濟的貢獻非常薄弱。全球經濟的復甦非常依賴新興市場國家，他們除了擴張財政、擴大內需，還可以動用儲蓄與外匯存底購買西方國家國債，幫忙壓低長期利率，因而成為拉抬世界經濟復甦的重要動力來源。
在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在丹麥舉行。本來歐洲國家預期會得到一個明確結論，在他們主導下為後京都議定書完成文本協議，但並沒有完成。因會議中提出的版本不再為開發中國家接受，其中四個開發中國家（中國、印度、巴西與南非）還聯合提出一個新的對案，最後與西歐國家代表不歡而散沒有結論。歐巴馬則在這次會議中，想扭轉過去美國漠不關心全球暖化的形象，但沒想到四個開發中國家祕密開會，不但沒有邀請美國，還讓美國總統找不著，最後歐巴馬找到開會地點，還自己闖門進去。這個場景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沒辦法想像，美國總統在高峰會約其他國家領導人見面卻找不到人。
因此，我們要非常關注未來五國的發展。前陣子金磚五國峰會在南非舉行，國內媒體幾乎沒有報導，可能國內媒體不知道重要性在哪，也對討論議題內涵不理解。但我們要認知到，新興經濟體是積極維護自由貿易體系的主角，反而歐洲內部保護主義的聲浪，隨著經濟問題、年青失業問題的深化，變成激進主義的溫床。未來新興經濟體彼此間貿易、能源、技術等合作會增加，不再寄望以前靠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OECD）的強大購買力作為外貿的主要推動力量。而這些都是台灣現在觀察不夠的地方。
金磚五國甚至要準備成立由他們發起的開發銀行，其資本額不會小於世界銀行，同時，金磚五國也籌備外匯儲備基金，功能好聽是與國際貨幣基金（IMF）互補，其實是競爭關係的機制，是用來穩定全世界貨幣匯率關係，與協助開發中國家因應國際收支危機的機制。此外，金磚國家也非常關注國家網路通訊的安全，要建立一套不受美國監控管制的金磚光纖網路。
台灣的國際策略：調整心態
我個人認為台灣面對中長程的未來，要調整國際策略的心態，跳脫西方中心的思維，超越單一衡量進步與落後之歷史座標，適應多元現代性格局。台灣也不要忘記自己是東亞國家，我們要重視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交往，要連結過去較陌生的東南亞、印度、南亞、西亞、甚至拉丁美洲國家，都是台灣在布局未來更有利自己生存發展環境必須要走的一步。面對我們不熟悉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宗教，我們要採取相當包容的態度，第一步就是要善待我們家中的外籍幫傭，或是像外籍配偶則應該當作文化連結的尖兵。
台灣的國際策略：得道多助
台灣要不斷提升自己存在的價值，像是在國際分工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全球新興產業中扮演關鍵角色；在開發新興經濟體市場上扮演關鍵角色；以及中文數位內容的重要提供者。在國際社會方面，台灣要發揮建設性的角色，協助解決全球與區域議題、環境、能源、糧食、衛生疾病、數位落差、生態失衡問題，並促進區域和平與經濟合作，協助化解大國矛盾、引導和諧。最重要的是，台灣不製造問題、不激化矛盾、不成為他人的負擔。
台灣的國際策略：發揮巧實力
台灣應運用自己的優勢，像是優越的地理位置，也要補強與亞洲絲路的連結；要維持科技創新能力，生產資源整合能力，提升生活品質與國民素質；發揮自己與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特殊歷史淵源的優勢；讓靈活的企業與具有活力的民間組織作為擴大國際空間的尖兵等。同時，要避開自己的劣勢，例如不需要與對岸在主權議題上硬碰硬，要避免捲入大國對抗的漩渦，或是避免在軍備競賽上虛耗資源。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本文選自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最新出版《決定台灣的29堂課》，原題為：〈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