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淡水河上不時流下來雙臂反捆的屍體，流經台北時會沖到岸邊，或沖到橋墩下。政府不遺餘力追尋並殺害領袖人物，……殺人如麻的目的，是使福爾摩沙人不再有未來的領袖。
這是英國駐台領事G.M. Tingle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給南京英國大使館的電文。是連外人都看懂了，政府這樣捕殺台籍領袖是為什麼。
整編二十一師於三月九日凌晨抵達台灣，陳儀獲得充足兵力，隨即宣布戒嚴。戒嚴令是用於「接戰地區」的，而此時力爭縣市長民選的台灣，是「接戰地區」嗎？統治者竟令大軍開入台灣。
取得蔣介石兵援後，陳儀第一個動作做什麼？
他在三月十日下令解散日日跟他談改革的「二二八處委會」，宣布其為非法團體，准由各地駐軍處置。不過八天前，三月二日陳儀透過廣播，邀集各界出面成立處委會，民意代表及地方仕紳都站出來了，在官員及警察走避一空時，重新穩定各方。他們出面遏止民眾毆打外省官員，並成為啟動政治改革的引擎。
而此時不是此一臨時性的組織被解散而已，而是參與者遭到全面性逮捕及殺害。由於處委會是以各地縣市參議會為主體，罹難之深，使戰後第一批剛選上的台籍民意代表，消失殞落。
密裁法律界領袖林連宗
林連宗，是第一個被點名秘密逮捕的人，他不只是律師，更是省參議員及制憲國大代表。
他的身影穿梭在戰後的議壇，在南海路五十四號的台灣省參議會，質詢當時的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問的就是：「何以公務人員犯罪，司法機關要調查時，還必需請示長官？」
每個細胞都是對法治的信念，這是他的素養，他的養成。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通過司法、行政兩科國家考試，在日本時代已是執業律師。戰後他對政府違法，對官員犯罪，說的理直氣壯，質詢的理直氣壯。
身為制憲國大，在南京開會時，掩不住心情激動，頻頻跟他摯愛的女兒林信貞寫信，「制定憲法乃一國歷史上重大之事……，國大代表當要自重，不待多言。」憲法通過那一刻，他難掩激動，眼淚奪眶而出。更重要的是他在信中提到十八名台灣代表馬不停蹄，在南京主動招待全國記者及各省代表，使他們理解，何以台灣必須即刻施行憲法、實施縣市長民選。
當時面對千瘡百孔的政經問題，除依憲法舉行縣市長民選，換掉把接收當劫收的統治階層外，別無他法。
二二八事件一發生，台中各界人士推他北上面見陳儀，就提兩點：縣市長直接民選、任用本省人士。之後他沒再回家。
爾後，片片斷斷地，從法官吳鴻麒的日記看到，三月七日林連宗與院長商議改革意見，「下午二時許在律師公會開會，處理委員會委員林連宗與高院長交涉結果，大部分既接受。具體案，明日再議……」
林連宗與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商議什麼？我認為，這當中沒有秘密，意見都寫在三十二條要求上，包含使既有權位者倍感壓力的：「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省民充任。」
但林連宗在三天後遭陳儀秘密逮捕後暗殺。
人事問題當然是關鍵，隔日的會議談什麼，吳鴻麒三月八日的日記留有記錄：「下午一時半起開會至五時閉會，對人事方面討論，尚未有完善之結果。夜十時餘起又槍聲四起，激烈異常……」接著三月九日軍隊抵台，台北宣布戒嚴，槍聲不絕。
就吳鴻麒所記，人事案的討論是沒有結果的，就算有也還是要呈請中央核准。但陳儀給林連宗安的罪名是：「強力接收台灣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並自任院長」。歷史留給我們的真相是，他們全面爭取任用台籍人士，而林連宗、李瑞漢、李瑞峯、林桂端四位律師，遭當局以「強力接收法院」為名，在秘密逮捕後暗殺。
李瑞漢
李瑞漢在日本時代已參選台北市會議員，對島國台灣的發展，提出「興建台北港」的全球化視野，攝影師李火增記錄了他在北門圓環飄揚的競選旗幟。和林連宗只差一歲，兩人都是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戰後他被選為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
面對司法權無法獨立，不論是法官吳鴻麒的釋放令，警察不從；或是王育霖檢察官在偵辦鐵路警察貪瀆案時，險遭毆打，以及在查辦新竹市長郭紹宗的瀆職案時，被市長找來的警察搶走搜索令，都讓人看到司法權幾近崩潰。二二八事件初起，李瑞漢召集律師公會會員，提出「司法獨立、啟用本省人」的主張。
《民報》在三月九日以頭版，報導了當時法律人罹難前共同的努力：
據悉：自二•二八事件發生以來，高等法院楊院長決定對各法院及檢察處人事，加以根本調整，儘量起用本省人。八日下午三時，省垣律師公會諸會員及高、地兩院推、檢事，在該院開磋商會，擬就人事名單，呈交楊院長以便呈請中央核示云。
開大門走大路，這是律師公會會員、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的法官及檢察官，共同參與的一場會議，但台灣法律界菁英卻在隨後，蒙受統治者以泥浪掩埋生命及未來。
三月十日傍晚五點多，一位憲兵軍官及四位便衣，來到李瑞漢家，說是：「長官（陳儀）請你們去開會。」當日林連宗因交通中斷寄宿他家，弟弟李瑞峯也在家中同坐。三人遭軍用吉普車載走後，再也無法得知任何一絲訊息。
是要到那麼久之後，幾乎過了半世紀，才能看到官方的「正法及死亡人名冊」上列有他們的名字，這份名冊在一九四九年整理出，但卻埋在戒嚴的深淵中，政府長年不給家屬及台灣社會知道任何有關的訊息。
什麼是妻子的心情？一九九四年，李邱己妹接受張炎憲教授訪問時，已是四十七年後了：
（當時）我們七、八個婦人相伴，四處陳情，也找過楊亮功、丘念台、黃朝琴等，都沒有正面回音。四十多年來心頭老是想著，丈夫何時會回來？是被關在哪呢？還是已經……？一直等待著，直到今天還是在等待。雖然已經四十多年，但是在沒看到屍體以前，怎麼能相信他已經死了呢？怎麼能呢？
沒有看到屍體，怎麼能相信他已經死了呢？對家人而言是無盡的思念與等待。同樣遭密裁的《台灣新生報》副總編輯吳金鍊，他的妻子賣豆漿、幫人做飯，養大六個孩子。全家福照片中，那帶著珍珠項鍊的美麗婦人，一九九六年時臉上已佈滿風霜刻痕。她省吃儉用把老家買下來，因為心裡始終沒有放棄等待先生返家的念頭……。
人們可以理解那不知父親遺體何方的痛苦嗎？李瑞漢的女兒李月美在一九九三年受訪時，止不住眼淚：
我……深深期望，父親在三個同時被抓走的人裡，不要遭受看到其他人被槍殺的痛苦。假如真是被槍殺，希望不要忍受種種活罪，像被活埋、鐵線穿掌而過、投海……。希望父親能夠維持「死的尊嚴」，身體沒有遭受凌遲割裂，能夠穿得整整齊齊的。
初中時每讀到朱自清的「背影」時，總被我的淚水浸濕，而使平坦的書頁變了形。我要到哪裡去「尋父」呢？
每一幕都是當時二二八受難者被折磨的情景，每聽聞一次，心中就陷入父親可能也承受同樣痛苦的噩夢。「生者安寧，死者安息」，何日可得？
＊本文選自遠足文化的《激越與死滅》第九章，本書作者黃惠君曾是法國巴黎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卻闖進台灣傷痕歷史的領域。因法國教會她的是，不可能不了解歷史，而有辦法詮釋當代社會。從1997年主持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計劃開始，她便緊握台灣人心靈底層最敏感的神經，一路走向白色恐怖與二二八。2007年她開始擔任紀念館策展人，作品包括「台灣之愛：1947二二八到1987解嚴」、「陳澄波與蒲添生紀念特展」、「公與義的堅持」、「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設展」。寫作對她而言，是一條自由之路，十年功，讓她完成首部的二二八紙上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