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嘉義事件的激烈化，從三月四日軍隊以迫擊砲轟打市區開始，如此不人道的行為，使得人民家中坐，卻遭擊斃。嘉義人激憤難當，青年學生幾乎沒有不站出來的，保衛嘉義、不任政府以子彈對著人民，就是當時的集體心緒。
嘉義有難，各地馳援。
各路民軍前往水上機場，一層又一層團團圍住，以防軍隊再入市區開槍。
政府一面說停戰，一面調派軍隊，兩面手法一樣發生在嘉義。四位和平使節一入機場談判，隨即遭扣下，兩個星期後在嘉義火車站前槍殺示眾。
威權曾像水泥般封固，無處有光，竟要走過半世紀，我們才能看見他們在獄中寫下的遺書。是潘木枝醫師所說：「為市民而死，身雖死猶榮。」是畫家陳澄波所言：「為十二萬市民解圍，絕對問心無愧 ……」
而湯守仁，水上機場戰役的指揮官，在白色恐怖時期重被清算，遭槍殺時，他面對子彈挺起的胸膛，仍然像一個勇士。是這勇士之姿，是這挺起的胸膛，沒有讓台灣人成為被壓迫底下嚅囁而活的一代，是二二八世代以武裝對抗不義政權的姿態。
亡者之姿─北港英雄
沒有遺書，後世就無法理解他們的感情嗎？武裝抗爭者的生命本身，就是遺書。他們的遺書，以鮮血書寫。
翻開遠去的時代，北港人提起「阿木仔」──余炳金，情緒總是特別起伏。眼中亮光閃過，有時是崇拜，有時是眼淚。
余炳金，日本拓殖大學肄業，遊刃於日本拳術，家中富裕的他，經濟無缺，有的是一身正義感。警察欺負人，他去理論；米價狂飆，一日三市，他要商家非漲不可的話，明天再漲，事情找他，總能解決。二二八事發，他當然站在第一線。
三月初，處處有抗爭，軍隊也要進北港，結果余炳金帶頭以突襲方式嚇阻，迫使軍人調頭離去。當時國小四年級的陳茂宣，看到余炳金走進北港舊橋時，民眾對他英雄式的歡呼。
嘉義市民有難，他和葉啟祥（綽號「阿啟仔」，海軍第一期志願兵）帶著北港自衛隊，前去支援；要攻虎尾機場，他也去助攻。三月十七日，當國府援軍開到時，武裝青年大多散去，甚至展開逃亡。但有一批人沒有退卻，決意繼續抵抗，北港自衛隊是其中的一支。
許壬辰是北港治安隊領袖，不准大家在市區迎戰國軍，這會傷及無辜。余炳金、葉啟祥聽他的，兄弟們便一起往山裡頭去了。
最後的抵抗
四輛車，載著米糧槍砲，開往梅山。但國軍已得到情報，安了機關槍，埋伏在崁腳。第一輛車開過去後，軍隊以機槍掃射，劫後餘生的人回憶，第二輛車上的許壬辰，高喊：「死守！」。
這最後的抵抗，總有書寫他們的時刻吧。當時還在嘉義中學唸書的溫文仲，家就住梅山，描述這一刻時，仍感佩於民軍的勇氣。
崎頂國軍已經得到情報，安了機關槍等在那裡，他們一到就向下掃射，死了很多人。民軍精神很好，沒死的人跳下車，安上刺刀繼續衝。我不知他們當時的勇氣是怎麼來的，只是為了心頭一點氣，也不是說像做兵的被命令向前，不往前就會被殺，他們竟能衝向機關槍……
在現在橋下有一塊溪埔，國軍和民兵在那裡有肉搏戰，到底死多少人，有人說二、三十人，也有人說三、四十人。國軍也死不少，聽說是十六人吧。主要是後來肉搏戰死的。民軍不是當兵的，是臨時組成的烏合之眾，卻那麼有精神，實在叫人感佩。
許壬辰當場戰死
新港自治聯軍的李廷芳、李啟章陣亡。
北港車站頭的老大蔡中山，沒在最後的戰役缺席，義勇殉難。
三月十八日整編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發給蔣介石電報，留有戰役現場的血痕：「小梅與北港匪徒被我擊斃各十餘名，潰窜附近山地繼續捜剿中。」
除許壬辰屍體被帶回外，其餘無人敢接近、敢認屍。受難現場，軍隊繼續開槍打傷人的事，不是沒有發生。
余炳金在第一台車上，躲過政府軍掃射，夜間他潛回現場探看隊友死傷，卻遭埋伏的國軍圍捕。抓到他後，軍隊將他手腳以鐵絲穿過、吊掛起來，足足兩天。
這遭鐵絲穿過的手，出現在基隆港的浮屍中、出現在高雄律師王清佐遭警察局長童葆昭報復式的刑求中，也出現在對武裝抗爭者最後的凌遲。
槍殺當日，他幾已無法行走，仍遭鐵絲綑綁遊街，三月二十一日被槍殺於媽祖宮後的北港溪邊，離他住家不過一條街。北港人好痛，受他幫助過的人更是難忍。
在居民的記憶裡，槍殺余炳金那天，天空黑、風吹沙、揚大塵，天象殊異。人民心裡說不出的話，天地幫他們說。
葉啟祥逃脫後，政府逮捕他母親，威脅他出面自首。國防部長白崇禧三月十七日來，說一切回歸司法體制，但為何抓人家的老母親去關呢？
葉啟祥沒讓母親再受苦，自首後，受盡刑囚的身軀，五月三十日被鐵絲綁著行走在北港街上，未到行刑地點，中途就被對著後腦勺放槍。
這濺出的血，以及各地以公開方式槍殺二二八領袖，是統治者要台灣人害怕，從此再也不敢反抗他，時代的確從此噤聲。但，正是這敢為台灣而亡的勇氣，在白色恐怖時期，在巨大壓迫下波波繼起、未曾止息。問受難者為什麼敢對抗蔣介石？答案往往是：國民黨實在太殘忍了，我小時候跑去看二二八被槍殺的人，他們真的非常勇敢，要他們下跪，他們不跪。
不屈的靈魂
高雄中學畢業的學生顏再策，當彭孟緝發動對火車站的攻擊時，他率領學生挺身作戰，被子彈擊中倒下後，後面的沒怯弱，衝向前，又倒下，後面的再衝向前。戍防三塊厝的班長陳錦春說：學生一直想攻進火車站，搶下他們的機關槍。才七歲的施明德看到了學生軍的前仆後繼，也看到了隨之而來的大逮捕與公開槍殺。是什麼讓他走上革命之路的？只為了台灣可以擺脫被殖民的命運，他奉上二十五年的牢獄。那二二八世代的勇敢與淒涼，望一眼，已是細胞裡的成分。
新港的黃清鄰，大家叫他「黑狗鄰」，英俊瀟灑愛漂亮，大阪醫專肄業，二戰時去過海南島，已是劫後餘生，好不容易回到台灣，二二八一發生，又作戰去了。
那最後的戰役他沒缺席，梅山之役他被綁回新港槍殺，人們看著鐵絲穿過他的雙手雙腳，遊街至新港天主堂。子彈射入他胸口前，他沒失黑狗兄的氣魄，放聲咒罵國民政府。
給人們留下印象的還有林啟點，雲林西螺人，曾是鳳山空軍機械廠的技術兵。他幫民軍修槍砲，被政府以藏匿槍砲治罪。五月八日被押到西螺大橋槍殺，中槍後仍然挺立著，不倒就是不倒，撐到最後一刻。人們傳說著這不可思議的一幕。
湯守仁，水上機場戰役的現場指揮官，在白色恐怖時期重被清算，一九五三年押至馬場町槍殺時，他面對子彈挺起的胸膛，仍然像一個勇士。是這勇士之姿，是這挺起的胸膛，沒有讓台灣人成為被壓迫底下嚅囁而活的一代。這是二二八世代獻上生命，以武裝對抗不義政權的姿態。
＊本文選自遠足文化的《激越與死滅》第八章，本書作者黃惠君曾是法國巴黎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卻闖進台灣傷痕歷史的領域。因法國教會她的是，不可能不了解歷史，而有辦法詮釋當代社會。從1997年主持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計劃開始，她便緊握台灣人心靈底層最敏感的神經，一路走向白色恐怖與二二八。2007年她開始擔任紀念館策展人，作品包括「台灣之愛：1947二二八到1987解嚴」、「陳澄波與蒲添生紀念特展」、「公與義的堅持」、「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設展」。寫作對她而言，是一條自由之路，十年功，讓她完成首部的二二八紙上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