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黃彰輝應邀成為「普世教會協會」(WCC)年會籌備委員,前往瑞士日內瓦博西(Bossey)參與籌備會議,討論1954年將在美國伊凡斯敦(Evanston)舉行的年會細節。
在博西的會場,黃彰輝再次會見范杜蓀博士(Dr. Henry Pitney Van Dusen),並且經由他介紹結識多位重要的教會人士,包括斯里蘭卡(錫蘭)出身的亞洲教會領袖尼爾斯(Dr. D. T. Niles, 1908-1970),大家都以敬愛的語氣叫他“D.T.”。在籌備會議中,「中國問題」成為大家特別關心的議題。曾經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被宣傳為英明的基督教元帥蔣介石,與崇信基督教的蔣夫人,居然在1949年被中國共產黨擊敗,失掉整個中國。這對西方宣教人士造成極大震撼,因為無法再到中國宣教。
黃彰輝個人也極度關注「中國問題」。他說有兩個因素:一、神學上,「它深深關係到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二、政治上,「它深深關係到我作為一個台灣人」。這雙重因素不能切割。宗教與政治,息息相關。
政治上,中國在20世紀是一個「巨大的實體」與「潛在的超級強權」。將中國孤立於聯合國組織之外,不僅與現實不合,也有危險性。韓戰強化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統治台灣的決心,以防止中國共產黨「持槍掃射進入聯合國」。美國的政策獲得多數西方國家支持,雖然英國已經承認共產黨政權是中國合法的政府。在此情況下,黃彰輝首次聽到一位美國與會者提出「兩個中國」議題。大家熱烈辯論這爭議性的問題,直到每個人都情緒高昂。黃彰輝仔細聆聽大家的辯論。
接著尼爾斯問黃彰輝:「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基督徒」,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黃彰輝回答的大意如下:
我曾經一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六年前我從英國返回台灣的原因之一。但是這些年來,生活在蔣介石政權的軍事戒嚴統治下,我開始思考我到底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因為中國人的統治跟以前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其實甚少區別:台灣人仍然是受到二等國民對待。“Chinese”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叫一個人“Chinese”,就好像叫一個人為「歐洲人(European)」或「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其實我沒有去過中國,所以沒有資格像“D.T.”所說,代表中國人發言。台灣有中國人;我們叫那些戰後來台的中國人「阿山仔」(大陸人),而叫我們自己為「番薯仔」(因台灣島嶼地形像番薯)。……
住在台灣這六年來,當我親眼看到中國國民黨軍隊毫無紀律,各級官員貪污腐敗,就能瞭解為什麼國民黨在戰爭中被共產黨打垮。我也覺得迷惑,為什麼基督教的宣教竟然遇到這麼大的阻礙;不過,相信這也是上帝宣教上的攝理。……作為一個台灣人基督徒,我想起有一次紅丘〔Redhill〕的牧師講道說,「祂(上帝)在左邊(以左手)行事,我卻不能看見。(約伯記23:9)」……
讓我覺得驚異的是:那麼多言論都在討論國民黨的中國與共產黨的中國,但卻沒有任何言論在討論台灣人民對他們的將來是什麼期望,以及他們的家鄉台灣的將來該如何。我的質問是:「兩個中國的政策是否為真實的選項?」我知道在台灣的國民黨不會接受,雖然我不知道共產黨會如何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