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國內人們經常對經濟和社會公共政策進行大範圍甚至激烈的討論，但政體的根本性質不在討論之列。儘管我和習近平主席多次會面，且我與中國打交道的經歷長達二十年，但我不能告訴你一個一黨制的威權政府，在這麼複雜的一個國度裡將如何演進和發展。我不知道習近平的長期打算是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它肯定不會包括西方式的多黨選舉民主制。他的首要政治任務是通過清理、加強和重振共產黨，來確保黨的權力和地位。
習近平的立場既務實也務虛。他認為只有黨才有力量和組織能力來實現他改革經濟、改進政府工作、重建中國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雄心；多元政治對他來說只會威脅到以上目標的實現。
二○一四年八月，香港居民領教到了習近平對代議制民主的看法。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由本地選舉委員會提名，該委員會有一千兩百名會員，並被普遍認為是親北京的。中國用來治理香港的《基本法》中有關於普選的承諾，許多香港人將其解釋為對直接民主的一種許諾。他們曾希望選舉程序會更開放，任何人只要滿足一些基本條件即可參選，而不只是那些被北京方面挑選的精英團體所認可的人。全國人大做出的這個決定，導致九月下旬香港爆發了數週由學生和其他活動人士參與的抗議。但北京毫不讓步，並支持香港政府最初採取的強硬路線。
三中全會的文件強調了共產黨的理想和價值觀，這回應了更早年代全國官員被要求寫自我批評和進行公開自我剖析的做法。這些做法不僅是為了杜絕不當行為而且是為了推進「群眾路線」，這一黨的宗旨要求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我穿行中國這麼多年裡，從沒有像我最近幾次訪問中那樣，聽到那麼多政府官員如此頻繁或如此公開地談論黨的作用。例如，當二○一四年七月我們會面時，習近平花了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來談黨在中國社會的作用。
習近平這種倒退的做法讓許多人感到不安，但嚴管官員的做法深受民眾歡迎，並使黨的幹部心生畏懼。習近平希冀於通過提出「中國夢」和專心解決人民最關心的污染、產權、食品安全和腐敗等日常問題，來振奮民心和提高黨員的積極性。他隨和平易近人的個人魅力，對這項事業大有裨益。習近平曾突然出現在北京的某胡同裡散步，或在包子鋪裡耐心排隊交費，然後一邊吃包子一邊讓本地人抓拍合影。美國政客的這類表演我們已習以為常，但在中國，習近平的這些舉動完全讓人耳目一新，使其在民眾中廣受敬仰。
習近平同時也通過強硬政治手段迅速鞏固權力，現已成為自鄧小平以來中國最為強勢的領導人。在確保政治局常委會人數縮減到七位志同道合的委員之後，習近平直接把許多中國的決策過程抓到自己手裡。習近平親自掌控經濟改革，擔任新成立的協調政策制定和執行小組的組長。他新設立了一個負責國家和內部安全事務的委員會；他的這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大約等同於我們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加上國土安全部。
更重要的是，他馬上掌握了軍權；當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任黨總書記時，等了兩年才成為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權力政治和個人魅力的運用，帶來的並不全是讚美。他在意識形態上對所謂西方有害的政治哲學價值觀採取強硬立場。這麼做的結果是使國內自由派噤聲，國內和西方一些非政府機構合作面臨的壓力日增。
習近平壓制持不同政見者並限制言論自由，使外國媒體機構在中國的工作更難開展，特別是那些報導了高級官員和家屬巨額斂財內幕的媒體。他收緊對國內知名博客、微博和微博上網絡評論員的管理。微博是中國非常流行的社交平台，它的出現曾部分成為國家對信息控制之外的信息流通管道。人權問題，包括如何對待異見人士等，仍備受國內外人權活動人士關注和批評。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領導人在對待那些他們認為會危及黨的權威的人時會調整強硬態度。
一方面抓緊政治控制鞏固黨的地位，另一方面放鬆經濟控制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這種做法在許多像我一樣的西方人看來是匪夷所思的，因為我們認為，伴隨經濟自由和全球一體化而來的，必然是更多的政治開放。但對習近平來說，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他認為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對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
習近平預期擔任十年總書記，如今兩年已過去，他看起來廣受民眾愛戴，但顯然他也已經押上自己的個人信譽和政治資本。習近平必須證明他的經濟改革是可行的，能為普通百姓帶來切實利益。這也是為什麼他如此強調要提高政府效率辦實事。
「到目前為止，中國人民對我們還是很支持的。」習近平在二○一四年七月人民大會堂的一次談話中對我說。「關鍵是要改善他們的生活。鄧小平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讓他們帶著別人致富。除了要把餅做大，我們還關注怎樣分餅，使社會上每個人都覺得體制是公平和公正的。」
中國已經變得太大太複雜，沒有現代化的體制將難以治理。只有現代體制才有足夠的能力和人力來執行和實施各項政策，也就是把餅分好。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開始，中國經常用特別的方式──用鄧小平廣為人知的說法，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一策略對一個剛開始現代化的國家來說極為成功，但對一個日益融入全球體系的發達經濟體來說，卻不一定夠用。習近平試圖改進鄧小平的方式，把上層指示變得更加清晰明確。從鄧小平開始，中國就以「四個現代化」為目標，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二○一四年中，習近平開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他試圖強化政府機制，減少繁文縟節，設計和執行更好的監管與督察機制，以及更有效地激勵官員。領導人還試圖在北京和地方省份之間重新分配權力，一方面加強全國環保執法方面的中央集權，一方面把其他責任移交地方，比如徵收新的地方稅的權力，如房產稅。
與此同時，看到一些我認識的中國官員和高管被拘或因腐敗獲刑，我感到震驚和失望。我並不是要否認這些官員個人選擇中存在的問題，但我認為導致這些非法行為的更大原因是一個有缺陷的體制，把太多權力集中在黨和國家的手中，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中留下太大的空間。只要國家繼續在經濟中發揮這麼大的作用，政府的過度監管，對商業創新和投資計劃迷宮般的審批流程，以及透明度和責任制的缺乏，就會不斷滋生腐敗。國家官員工資很低，但卻對從牌照發放到批准商業交易等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決策擁有巨大影響力。這種設計本身就是在公開招攬行賄、回扣、賄賂和各種入場費。而政府直接參與商業活動更是使情況變得糟糕。只要黨還在法律系統之外運行，公眾就可能質疑法庭判決的公正性。
*作者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為徹底的環保主義者，參與了一系列環保倡議，曾任游隼基金會（The Peregrine Fund）主席、大自然保護協會理事會理事長、大自然保護協會亞太理事會創始人兼聯合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