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七二年我們兩國恢復交往之前，中國和美國是難以和解的冷戰對手，兩國不僅在朝鮮面對面地作戰，而且間接地在越南戰場較量。理查德．尼克遜總統和他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巧妙地利用了中國對兩國共同敵人蘇聯的更大不信任，建立起雙邊戰略關係。美中隨後達成的「三個聯合公報」使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確立了美國在對台政策這個敏感問題上與中國打交道的重要準則，並且制定了兩國今後外交關係的基本原則。
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從來不缺乏批評者，儘管普遍共識是：與中國保持積極關係，最終對美國和普通美國民眾是有利的。但當中國充滿活力且快速增長的經濟對我們形成挑戰的時候，原先的共識開始改變。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他們感覺我們被利用了。當中國還不那麼重要的時候，美國容忍了一些問題，比如把許多外國投資拒之門外的本能保護主義行為，要求外國公司通過合資公司投資，並規定要把技術轉讓作為一種入場券。但當中國的國企開始盈利，一邊享受著反競爭性補貼和監管保護，一邊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展開競爭時，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不可接受。
當我們的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後開始衰退時，中國的成功顯得尤為扎眼。兩國的民意都變糟了。二○一三年年中皮尤全球態度項目（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公布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認可率在兩年內下降十四個百分點降至三七％。同時中國人中對美國持負面態度的比率上升至五三％，增加七個百分點。兩國都有政治人物在迎合這種負面情緒。批評中國成了一種流行的美國競選工具。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則敦促北京挑戰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秩序。原先雙方呼籲合作，現在變成要求對抗。
數十年來，中國一直都太弱小或太關注於國內問題，以致不能進行大規模海外擴展。今天中國經濟規模已達十兆美元，並在亞洲和世界舞台上擁有令人矚目的地位，因此中國領導人在申明國家利益時，已不滿足於像以前那樣韜光養晦。他們擴建海軍和空軍，並更加願意展示他們的新實力，就像他們近來在東海和南海與我們的盟友日本和菲律賓的領土爭端中所做的那樣。強硬講話和行動深受中國公眾和黨內精英群體的歡迎。
中國炫耀武力是一個危險的現象，不僅使中國與美國、我們的亞洲盟友和本地區其他國家的關係變複雜，還給那些主張對抗的人以口實。這些領土爭端都由來已久，錯綜複雜，沒有一個是能夠輕易解決的。
中國和日本關係鬧僵最令人擔憂。兩國間的相互敵意在二戰後持續了七十年，使得該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協作很難開展。這也導致一種不良態勢的發展，即中國和日本搶著和韓國進行經濟和安全合作。而同時美國正試圖促進我們的盟友韓國和日本發展戰略關係，但這兩國之間有他們自己的歷史和領土糾紛。最可能的情況是這些糾紛時起時落。我支持美國的政策，即對各方的主權要求不選邊站，但堅持像航行自由這樣的長期原則，比如在南中國海。我們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形式脅迫來處理爭端。因為這類行為只會導致危險的挑釁與反挑釁循環，極易引發擦槍走火，使事態失控。所有亞洲國家如果不顧及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等共同利益，他們都將損失慘重。
我相信中國的目標是繼續致力於穩定和經濟發展。這兩者是不可分的，它們的最終實現取決於北京能否找到辦法與鄰國維持良好關係。儘管北京近來顯得咄咄逼人，但自尋衝突顯然不符合它自身的利益。主動挑起衝突，特別是和美國對著幹，將是愚蠢的行為，而中國領導人也不是通過愚蠢才取得了今天的發展成就。但是他們確實面臨因地區軍事或安全衝突而損害他們經濟利益的風險。
從他們的角度看，中國領導人認為周邊形勢險峻。中國與四個強國接壤並在過去七十五年裡與它們打過仗，發生過衝突或進行代理人戰爭。這四國分別是日本、印度、俄羅斯和通過前沿軍事部署對峙的美國。中國還和一些小的鄰國打過仗，包括越南和韓國，並且它還和不穩定核武器國家朝鮮和巴基斯坦接壤。在它最西邊境的另一側是阿富汗，隨著美國從該地區撤軍和減少承諾，不穩定因素可能增加。中國對美國在它周邊保持的軍事基地和同盟持不信任態度，尤其不喜歡美國的軍艦和飛機在它附近執勤或偵查。考慮到這些因素，美國人不應心存幻想，今後十年我們面對的將不僅是一個更加咄咄逼人和民族主義盛行的中國，而且還是一個更加強大和厲害的中國，後者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規模龐大的海軍，先進的武器裝備，高級網絡作戰能力，並試圖把自己的軍事存在和影響力投射到亞洲及更大的範圍。
我們需要弄清楚該如何和這支新興力量打交道。首先，美國必須繼續投資於建設一支技術水平最高的軍隊，能夠有效投射力量和形成威懾。由於未來數年預算約束的客觀存在，我們必須嚴格控制國防預算支出，取消非關鍵項目，這樣我們才能有足夠的資金來維護我們全球最強軍事力量的地位。但是為了防止安全緊張衝突使我們的雙邊關係脫離正軌，進一步深化我們的經濟互動往來也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變得更為重要。
*作者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為徹底的環保主義者，參與了一系列環保倡議，曾任游隼基金會（The Peregrine Fund）主席、大自然保護協會理事會理事長、大自然保護協會亞太理事會創始人兼聯合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