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國家帶來的利弊,如何談全球化?」專訪《無國籍》作者陳天璽

1972年9月,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兩國邦交正常化,中華民國大使館紛紛關閉,居住於日本的華僑陷入「三難」處境:要改成有邦交的中國國籍?沒有邦交的中華民國?還是乾脆歸化成日本籍?……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陳天璽,就在外交情勢轉變下,過了半輩子沒有國籍的人生。

接受《風傳媒》專訪,陳天璽穿著一襲少見的亮橘色洋裝,襯托出深邃大眼和健康膚色,流利中文又略帶點日本腔調,一時還真難以猜出國籍。陳天璽對此也習以為常,笑著列出曾被誤認為「菲律賓人、緬甸人、西藏人……什麼都有。」在她身上,任何國籍都像不合身的衣服,怎麼套都不對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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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陳天璽,致力研究「無國籍者」的處境。(攝影/甘岱民)

「每一次政權更迭,都讓某些人喪失國籍」

陳天璽的父母歷經國共內戰逃至台灣,因為求學、工作輾轉移居日本,但1972年中日建交,華僑被迫對國籍做出選擇,陳家人無法認同共產黨統治下的「新中國」,又不願拋棄炎黃血脈歸化日本,就這樣,一家8口成為「無國籍人士」。根據中華民國戶政司職員,當年因外交因素喪失國籍者,足足有2萬人。

致力研究無國籍議題的陳天璽又舉例,1989年蘇聯(USSR)瓦解,從龐大聯邦碎成數十個小國,瞬間讓500萬人的身分作廢。她感慨到,「每一次政權更迭,都會讓某些人喪失國籍。」在最新著作《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中,陳天璽自剖無國籍的成長經歷,也述說許多無國籍者的辛酸故事。

進不了台灣、回不去日本 無國籍的障礙

根據1954年聯合國《關於無國籍者地位的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Stateless Persons) ,無國籍者就是沒有任何一國承認他為國民的人,而聯合國難民署統計(UNHCR),現今全球至少有1千萬名無國籍者,由於不具備任何一國的公民身分,醫療、教育乃至最基本的人權都毫無保障,即使同樣工作、繳稅,也常因法律限制造成生活許多困擾。

在橫濱中華街出生、長大的陳天璽,小時就讀華僑學校,一直認同自己為中國人、華人,雖然無國籍身分偶爾讓她感到與他人不同,但並未產生太大困擾。直到21歲那年,她跟隨父母「回台灣」時被攔在關外。原來,陳天璽沒有台灣戶籍,儘管拿著中華民國政府為方便海外華僑而發予的護照,台灣法律仍將她視為外國人,沒有簽證就無法入境。慌亂的她只好先行返回日本,但意外的是,她也被擋在日本關外。

「那瞬間,好像有4面牆唰地落在我周圍,我無處可去。」──陳天璽

陳天璽說,她雖擁有日本「永住資格」(類似美國綠卡),但每次出國都要事先申請「再入國許可」,當天她的再入國許可剛好過期,於是只得卡在機場。雖然移民官稍加變通、當場補發讓她得以入境,但這股被祖國推開、又被生長的土地拒絕的委屈情緒,讓她第一次意識到「沒有國籍」對一個人的影響居然如此之大。

陳天璽也分享,過去每次出國都要攜帶好多份護照、旅行證等文件,出入境都忐忑不安,深怕又被擋下。她甚至在某次入境中國時,不小心遞出了中華民國護照,讓中國海關大為光火!那可是解嚴後不久的90年代,陳天璽笑著分享的經歷,在外人耳裡卻是難以想像的膽戰心驚。

還沒有取得日本籍時,陳天璽每次出國都要攜帶多種證件。(取自Youtube)
還沒有取得日本籍時,陳天璽每次出國都要攜帶多種證件。(取自Youtube)

認同會流動 無法由國籍定義

既然這樣,何不乾脆歸化日本呢?聽到這個問題,陳天璽禁不住笑著反問:「住在某個地方,就一定要變成那裡的國民嗎?」

在她眼中最可惜的,莫過於人類的生命經驗豐盛多樣,卻一再被「國家」的概念死死綁住。陳天璽說,少年的她曾經一心想逃離日本這個無法完全接納她的國家,但當她終於前往香港和美國留學時,卻發現自己仍被視為外人。「我到了都是華人的香港,卻被大家當成日本人。」

陳天璽專訪2
陳天璽教授分享自身認同變化的歷程。(攝影/甘岱民)

陳天璽認為,人的認同是會變動的,除了自己的想法,別人怎麼看待你也會產生影響。一再被當成外來者的她,最後卻在美國發現自己與日本的連結早已斷不開。「別人問起我喜歡什麼音樂、什麼文學,我都只認識日本的文化。」

現在的陳天璽,其實數年前已申請日本籍,正式成為日本國民。但她表示,除了出入境方便許多,並沒感到自己有何變化,這也是國籍難以定義個人的最好證明。

「以前的人更懂全球化」

陳天璽分享,研究中遇過最令她尊敬的無國籍者,是白俄羅斯裔的阿什肯諾夫(Eugene Aksenoff)醫生,出生於哈爾濱的阿肯什諾夫二戰期間到日本求學,一住就是70年。他成為專為外籍人士看診的醫生,許多知名藝人如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瑪丹娜(Madonna)及布萊德彼特(Brad Pitt)等在日本演出時都曾讓他看診。

陳天璽說,俄國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曾表示隨時歡迎阿肯什諾夫醫生入籍俄國,但老醫生斷然拒絕,他說:「我心中沒有國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代表我。我才算international(國際化)!」他的開朗讓陳天璽明白,原來無國籍也可以是一件幸運之事。

陳天璽也拿自己的父親舉例,父親生於滿州國、歷經國共內戰又到了日本,深深了解到你的「國家」並不只會帶來好處,也可能帶來負面效益。陳天璽認為,戰亂時代的人們可能還比當代更懂全球化的意涵。「現在很多人談global(全球化),卻沒有思考過『國家、國籍』到底代表什麼?」

「連『國家』的好處壞處都不知道,如何談全球化?」陳天璽丟出的疑問,也是她一生想要探究的課題之一。

追求獨立也別遺忘人權 屬於台灣的無國籍反思

提及「國家」意涵,我們也難以免俗地想到台灣近年的獨立聲浪,許多人迫切渴求和中國「一邊一國」的情況下,若真要獨立,該如何避免產生無國籍者?陳天璽認為,一切都要看政權更替後,新政府願意給予哪些人國籍。

陳天璽又舉了一例,香港過去因為英國殖民住有許多南亞裔人士,但1997年回歸時,中國政府不願發給這些人中國國籍,第二、三代的南亞裔香港人,就在土生土長的故鄉成為無國籍者。

「人權應該是與生俱來的,但現在都是先看有無國籍,才給你人權。」陳天璽無法苟同這種現象,搖搖頭說,「只有足夠寬容的國民定義,才能盡量避免無國籍問題存在。」

陳天璽也認為,正是台灣主權地位不為外界承認、在國際場合屢屢碰壁的處境,才更適合反思國籍制度,「我覺得不用太沮喪,大家更能檢視現在的(國籍)制度,也許有可以改變的地方。」

2016年里約奧運台灣代表隊(美聯社)
2016年里約奧運台灣代表隊(美聯社)

「奧運就像戰爭」 真正的無國界期許

陳天璽認為,任何制度都需要隨時代更新,而作為不被承認國籍的人,台灣民眾也許更應該反思,國家與國籍制度的合理與不合理。陳天璽以即將到來的奧運舉例,「奧運選手很多是雙重國籍,甚至為了參加奧運而入籍別的國家,這是否代表,以國家為單位的奧運規則已經落後於時代?」

陳天璽也指出,自己有很多雙重國籍的學生,「他們應該幫哪一國加油?」陳天璽表示,奧運逼著人們選擇支持的國家、相互對抗,為了賺錢而激發國族主義,「不過是另一種戰爭而已。」

無國界理想太遙遠 推動認識無國籍存在

最後,我們詢問陳天璽教授,是否提倡沒有國界的大同世界?出乎意料地,她回答得溫婉。陳天璽說,那是她心中的理想,因為只要有國籍的框架存在,就必定有人遺落在框架之外,換言之,只要有國籍制度就一定有無國籍者。但是她也十分清楚,替無國籍者取得國籍,仍是現實中最快、可能性較高的作法。

「想出辦法之前,只好先努力讓更多人理解無國籍者的困境。」儘管抱有理想,縈繞在陳天璽心頭的還是無國籍者的人權與需求。她微笑:「也許有天能達成吧!只是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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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難以一蹴可幾的無國界理想,陳天璽暫時先專注在讓更多人了解無國籍議題的目標上。(攝影/甘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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