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出生於中國的黑龍江省，母親則來自湖南省，在那廣闊無垠的中國土地上，一個在國之最北端，一個在南方，二人相遇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家父生於一九二二年，家母則是晚了十年才出生，二人均為經歷過戰爭的世代；此外，我的外祖父官拜國民黨將軍，母親每每在送我外祖父上戰場時，都有一種不知他何時才能回來的淒涼感，對我的母親來說，戰爭是再熟悉不過的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正當取得勝仗的中國舉國歡騰之際，國內並沒有記取才剛與外國結束戰爭的教訓，國民黨與共產黨隨即又為了爭奪政權而展開國共內戰。共產黨的勢力瞬間抬頭，一九四九年，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於焉誕生，而國民黨政權則於台灣設置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並喊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退守台灣，許多國民黨的相關人士，以及恐懼共產黨政權統治的人們，也隨之避走他鄉。
我的父母親正是其中之一，他們各自離開了自己的故鄉來到台灣，二人均非台灣省出身的「本省人」，而是所謂在大陸出生的「外省人」。當時才十七年華的母親，因一心想與較她早一步離開家鄉的外祖父母會合，隻身一人經由香港，在她伯母家稍作停留後，千里迢迢來到台灣與她的雙親團聚，新家位於北投山上，是個風光明媚的好地方。
而我的父親，離開了故鄉牡丹江之後，一路經由瀋陽、錦州、北京、紹興、寧波、廈門、漳州等地輾轉南下，花了近三年的時間，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好不容易抵達廈門，再自廈門乘船渡海來台，而他抵台後靠朋友介紹的暫時落腳處，正好就在北投。北投乃溫泉之鄉，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們假日休閒的好去處，但非旺季的時候會有許多房屋空出，大陸來台的外省人就租借這些空屋聚居於此。
他們二人當時住在同一個村子，也就是所謂的「鄰居」。然而，家父和家母的家人，以及大部分的外省人，當時都期盼著要返回老家，家鄉不但有家人、親戚，還有房子和財產，再加上他們也不習慣台灣的氣候和飲食，所以都一心盼著能夠早日回到自己熟悉的故鄉。只不過，無奈望穿了秋水，怎麼也盼不到可以返鄉的跡象，於是大家漸漸接受了新家園的生活，選擇面對現實、在台灣組織起新家庭的人也逐漸增加。
不顧祖父母勸阻 母親攜幼遠赴東洋
透過我外伯公的從中撮合，我的父親與母親相識了，之後二人經常約會，彼此聊著自己出生成長的環境、自己所經歷的歷史等諸多話題。而愛情的終點，就是他們於一九五三年步入了結婚的禮堂。
家父在內政部服務，家母在銀行上班，上天賜與他們五個孩子，一家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然而，家父擔心自己外省人的身分，恐怕對往後工作上的升遷不利，於是極具上進心的父親希望能夠出國留學，以創造自己的優勢。當時在台灣，較富裕的人多選擇前往歐美留學或移民，那也是菁英們的標準路線；但是，我的父親既沒有足以支撐他移民歐美的財力，亦沒有留學的資金，於是他選擇了參加提供給公務員進修之用的公費留學考試，以尋求留學的機會。當時他所選擇的留學國別是日本，這主要是因為家父曾經歷過滿洲國的時代，已經會說日語的緣故。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家父的努力奏效了，終於實現了隻身留學的夢想，在他三十四歲的那一年。
父親赴日留學期間，母親決定與孩子們一起留在台灣，其原因在於，家母對日本沒什麼好印象。家父的日本留學生活原本只計畫了一年，後來又延長了一年，最終，有人問他是否有意留在日本的華僑社會打拼？於是家父決定把家人接到日本生活。家母為了自己心愛的丈夫，決定移居到一個自己並不那麼喜歡的日本，當她向外祖父母稟報時，沒想到卻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家母向他們表明：「就算你們反對我也決定要去。」話一說完，家母就被外祖父修理了一頓，因為外祖父曾經身為國民黨的將軍，無法允許自己的女兒移民到曾經與之為敵的日本；當然，這其中也隱含著身為一個父親的擔憂，因為他已經可以預期到，未來女兒在異鄉必定會受苦，因此他對自己的女兒一家拋棄台灣安定的生活與工作，選擇了一條滿布荊棘的道路感到憤怒與焦慮。家母儘管了解外祖父的憂慮，卻還是不顧反對決定赴日，而家母的這個決定，可以說讓外祖父母傷透了腦筋。
母親帶著五個孩子赴日，一家七口在七個半塌塌米大小的公寓展開了新的生活。剛開始，孩子們對於在日本的小房子裡生活感到很不適應；不過，只要能夠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就沒有什麼比這更幸福的了。
母親和兄姐們剛到日本時語言不通，時而被人欺負、霸凌，或者被取笑，在附近華僑家裡工作的幫傭就常叫我的哥哥姐姐「小乞丐」，在身旁的母親聽到了這句話，只會面帶微笑地用她從家父那兒學來唯一的一句日文回答：「謝謝。」家母事後才知道，原來那是個瞧不起人的字眼，她感到後悔莫及！「早知道還是不應該來的……」家母當初拋棄了所有累積的成就，來到異國重新開始，然而，因為當時是不顧外祖父的強烈反對而堅決到日本的，如今就算天塌下來，也沒有臉回去了。
靠著華僑朋友們的協助，以及辛勤工作所存下來的積蓄，父母親開始在中華街經營起中式點心店，從早到晚拼命地工作，而我們這幾個孩子，也就是看著這樣勤奮的父母背影長大的。
母親高齡生產 幼女家中添喜
家母和兄姐們赴日八年之後，家裡終於擺脫了貧困的生活，正當經濟上稍有餘裕之際，家中傳出了喜訊，原來是家母懷孕了。這將是頭一個在好不容易才適應的日本生產的孩子，當時父親五十歲，母親四十歲，陳家的第六個孩子出生了，正是在下我。
我與最年長的姐姐相差十七歲，與最年幼的哥哥也有八歲之隔，當時已經年屆四十的母親，在強忍了三天的劇烈陣痛之後，被醫生宣告為難產。據說醫生在確認懷孕之初就已經告訴母親：「生產有危險。」家母也曾一度考慮放棄，不過，因為母親受到某位沒有孩子的好友鼓勵：「你們家的孩子都很乖，大家都很稱讚不是嗎？妳就努力試著生生看吧，千萬別放棄呦！」所以儘管辛苦，家母還是下定決心要把孩子給生下來。
母親生產時，父親也前往醫院陪產。儘管在台灣的祖父希望抱個男丁，但兄姐們卻是對這個女嬰的到來雀躍不已，在這個小家庭中又增加了一口人，也讓陳家上下更熱鬧忙碌了。生產似乎對母親的身體帶來了超乎想像的負擔，父親盡可能地到醫院陪伴剛完成一項「重大任務」的母親，由於母親產後復原的情況不佳，之後被迫住院長達一個月之久，而她也因為這次的生產，罹患了成人病之類的慢性疾病。
兄姐們為了支援母親而團結了起來，他們放學之後，兩個姐姐會到當時父母所經營的咖啡館幫忙，三個哥哥則負責分擔家務，大家再交替著去醫院探望母親。每到新生兒「登台亮相」的訪視時間，兄姐們都像是快把額頭貼在玻璃上似地探頭張望，他們看著表情豐富、又哭又笑的妹妹，興奮極了。五個人還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合買了一組玩偶娃娃，這四個娃娃有著喜怒哀樂四種不同的表情，據說他們是因為覺得那圓圓的杏眼和小麥色的膚色與我很像，所以才買的，而這也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第一份禮物。
父母親覺得我是「上天所賜予的寶物」，因此取名「天璽」。母親出院那天，我直接被帶到家人平常上的天主教會受洗，神父以紀念日在八月分的聖女之名，為我取了教名克拉拉，從此之後我便被叫作「拉拉」。
兩國第三地 橫濱中華街
我小時候的中華街，並不似今日這般具有強烈的觀光景點色彩。中華街除了有中國人經營的中華料理店，也有日本人所經營的蔬菜攤、魚攤，以及日本的懷舊零食店等，多元文化自然應運共生。無論是穿著白袍上街買菜買魚的廚師，或是放學回家的孩子們，往來的行人均彼此相識，他們不管是用簡單的日語或中文交談，都能取得良好的溝通；時而還能聽到爽朗響亮的笑聲，是一個時時充滿活力和人情味的街區。而中間的那條市場大街，是我最喜愛的地方，小時侯我常和母親出門上市場，總是跟在買了一大堆食物要餵飽家人的母親身後。
對於在中華街出生長大的我來說，混雜著各種不同國民與文化的這個街區，讓我感到很自然舒適，每當我被問及「妳的故鄉在哪裡」時，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橫濱中華街」。既不是中國，亦非日本，而是同時夾雜著兩國人民與文化的這條街道。
＊本文節錄自《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第1章〈中華街的拉拉〉。（八旗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