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小學考國中時就確切發生過這樣的事。大考前最後一次模擬考，找來的幾位老師打出讓班上都跌破眼鏡的成績。原本被認為程度好的，尤其是因為程度好而選了比較特別曲目的孩子，都拿到了不好的分數；相對地，一心一意就只練三分鐘、五分鐘音樂的孩子，得到了較高的分數。
那對李其叡真是個震撼。一來發現如果大考得到這樣的成績，她恐怕就考不上師大附中了。二來發現考試的結果，真的可能和平常的演奏能力有很大、很大的差距，考試真的不是用來檢驗能力和程度的。
她痛恨自己這樣計較和別人的分數高下，但她卻又實實在在對這樣的分數感到不平，對這樣的考試感到虛偽不合理，她騙不了自己。
術科如此，所謂的「小三科」也沒好到哪裡去。算她倒楣，平常難免受到老師和爸爸的影響，她很清楚那樣的考試內容，和學好音樂所需的知識，有多大的差距。她小學四年級學的「相通拍」就已經超過她老師一輩子曾經演奏的曲子範圍，也超過我一輩子讀過的所有樂譜範圍了。換句話說，那是根本和孩子演奏、聆聽、理解徹底脫節的東西，但他們不能不學，因為考試可能會考。配合考試而學，不是為了理解音樂而學，那樣的東西變成自己獨立，純粹為了考試而存在的。學會了、得了高分，完全無助於一個孩子在演奏、聆聽、理解音樂上變得更好。但這樣的現象在台灣教育制度中無所不在，見怪不怪。
我想與其說她不願再經歷一次大考，毋寧比較是她不願再經歷一次和準備考試有關的質疑、掙扎。她怕了，不願再讓自己每天那麼痛苦，每天那麼憤怒，每天要花那麼多力氣假裝看不到、感受不到這一切的不合理。
她不是被考試逼離開台灣的，更準確地說，她是被台灣教育明顯的、公然的不合理，明顯的、公然的虛偽說謊給逼走的。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勇敢地為孩子改變：給台灣家長的一封長信》（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