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瑞光：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國的對台政策——更廣泛來說是美國對亞洲的政策——是美國在不論國內還是國際政策當中最容易讓兩黨達成共識的方面之一。民主黨政府和共和黨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沒有差別，也許在側重點上有些微的偏差，但整體上還是具有很強的連續性，你甚至能在政府的人事安排上看出這一點。不管是誰贏得11月的總統大選，如果美國亞洲政策或者是美國對台政策出現明顯改變，我會非常驚訝。
美國之音：您長期以來參與美國的對台事務，您跟民進黨政府和國民黨政府都打過交道，您覺得跟這兩黨打交道感覺有什麼不同嗎？
薄瑞光：並沒有。我們討論相同的問題，只是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人，不同的側重點。國民黨，尤其是在馬英九的領導下，對中華民國的歷史、在二戰當中的貢獻等問題非常關注，這些對於我們的關係可能沒有根本的重要性，只是我們注意到了這一黨派比較關注這些問題，歷史敘事對於國民黨很重要。而對於民進黨來說，就是民主在台灣的出現，還有爭民主的鬥爭，這是民進黨的歷史敘事。但這些更像是關係的背景畫面而不是關係的核心。經濟、貿易、安全、台灣在世界中的地位、幫助台灣爭取在世界中的地位、幫助台灣能繼續自主決定未來，這些關鍵的政策目標不會改變。
美國之音：在擔任美國在台協會主任之前您是駐上海的總領事，能跟我們談一些「92共識」的歷史背景嗎？這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薄瑞光：我覺得記得一件事很重要，我覺得所有中國人也都知道，「九二共識」這一說法是直到2001年才開始被使用的，不，是2000年。馬英九的第一任國家安全顧問蘇起首次使用了這個說法，來描述1992年達成的這項共識。在那之前，在所有我和汪道涵還有辜振甫會面中，他們從沒有管它叫「九二共識」，因為這名字不存在。辜振甫有時候會說「九二諒解」（1992 Understanding）。
美國之音：可以分享一些您當初跟汪道涵打交道的故事嗎？
薄瑞光：他（汪道涵）是一個很棒的人。汪道涵和辜振甫都算是早一代的華人，非常文雅，通曉中國文化、歷史和藝術，而且非常願意和人聊起這些。可能他喜歡和你講中國明代瓷器，就像喜歡和你講兩岸關係一樣。所以在這些層面來說，我很榮幸能認識他們。有一件事對我們來說很獨特，那就是汪道涵和江澤民有著非常親近的關係。我們後來意識到如果我們想解決一個問題，就只要和汪道涵講就可以了，其中包括了中國加入世貿的美中雙邊談判，1998年克林頓總統訪華的安排。當我們在和北京談判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就會去找汪道涵。我們達成共識後，他就說：「好，我去通天」。我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說會去找江澤民。問題解決了，而北京的外交部從來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