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燕茹也說明了NGO和學生聯席會議，學生端很常沒辦法配合，因為當時非常疲累，也曾經有運動幹部昏倒過，每個人都變瘦、加之於外界的輿論壓力等，但是NGO組織又有非常多的知識和經驗，會很想建議學生怎麼做。
同時，每個組織者的體力與知識在當時都達到極限，以至於在決策上都不是個人說的算，她也坦承，就以黃燕茹自己本身，處理和協調事務，已經讓這位糾察組組長夠焦頭爛額，自己也不想一直待在議場內，「不然真的會發瘋」。
但是黃燕茹也認為，相較上一場大型學運─野百合學運，318運動的組織方式已經較為民主。她分析道，若是以野百合的組織方式，拉到現在會死得蠻悽慘，菁英決策在當代社運已經不可行，組織者都知道以前和現在的社運領導完全不同，你必須從指揮車、指揮台上，下來跟群眾談，才有下一步的可能，也才有領導的正當性。她也說道：「真的要問為什麼要有領導者，應該要問人民吧，如果所有人主動性都高，就不會有所謂的領導者，因為其實他們（按：林飛帆和陳為廷）在裡面也不是知道或決策所有的事情。」黃燕茹邊說邊笑。
為了理想也為了麵包：青年投身政治
在運動過後，被啟蒙、或是認知到新事物的學生與參與者們，有許多人投身政治工作、參選、做幕僚、進入政府機關，與他們曾經對抗的國家機器為伍，無論是實作、或是監督，黃燕茹也是其中一位。作為曾經在華光社區、在苑裡鄉間、在立法院內對抗國家機器冷酷作為的社運參與者，她的動機是什麼，她又要如何調適、並如何回應「夥伴們」的指責？
「那時候就是我需要工作，公民組合很多是師生掛，我也不是那個科系出身；而後來老師們就吵架了，我也不想加入老師們的戰爭，我認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更關心青年參與的事情」，黃燕茹簡單的說出她的動機，理念與生計兼具。
她指出，在318運動過後不久，民進黨曾有大規模的攬才及更替黨公職的行動，很多人在那時候也陸陸續續加入民進黨，但大家的職位並不是穩固的，因為許多青年進入民進黨後也受到派系消磨，雖然在當時民進黨看起來非常「進步」，但內部運作也不是那麼開放的。
在民進黨黨公職的工作中，黃燕茹坦言她很明確就是站在「黨內社運那掛」，隨著謀求一職的社運參與者因調性不合陸陸續續退出、離開，黃燕茹則是說，因為她所處的整個辦公室也都是經由社運再轉往政治體制發展，是屬於比較進步派的辦公室；她認為並不是所有運動參與者都適合她的路線，要同時有進步派思維，又在保守派與進步派共融的政黨中工作，需要一些天賦和機運；她另外也指出，不然就是要像王奕凱這樣草根、直接投身社區事務與選舉的人一樣，才能過得較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