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歷史只能單一面向?龍應台:《大江大海》是為了紀錄那些掉進黑洞的事

2015-05-21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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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龍應台(楊子磊攝)

專訪龍應台(楊子磊攝)

真誠的面對歷史,在台灣何其容易,我們連歷史課綱問題都很難取得共識,究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從很多面向來談歷史,一定得決定單一面向?對此,在德國養育2個孩子的龍應台相當有感觸,也從德國歷史教育,學到寶貴一課。她直言,歷史學習沒有必要「把所有的複雜角度,變成一個角度,定於一尊。」

學歷史一定要有課本嗎?

德國中學相當於台灣小五,長子安德烈12、13歲的時候,龍應台一次好奇問孩子「你們歷史課本長什麼樣子?給我看一下。」安德烈回答:「哪裡有課本?沒有課本。」

龍應台當時覺得,沒有課本老師怎麼教?但瞪著眼睛看媽媽的安德烈覺得問題很奇怪,歷史為什麼要有課本?那時候龍應台才發現,德國老師教12、13歲孩子歷史的時候,是要孩子去找原始文獻。

從不同觀點的原始文獻作討論

比如說希特勒政壇崛起過程,1933年五月曾經發動焚書運動(Book Burnings),之前又發生「國會縱火案」(Reichstag fire),老師就要學生先看事件發生前某個重要演說內容,接著看當時的報紙報導、不同陣營政治領袖發言內容、某場會議記錄:然後整班同學聚集討論。

1933年政壇崛起的希特勒曾經發動全國焚書運動運動(左),當年亦策畫燒毀國會(右)
1933年政壇崛起的希特勒曾經發動全國焚書運動運動(左),當年亦策畫燒毀國會(右)。

他們不用課本,而是大家都去看當時的資料,不同學生可能找到詮釋相互牴觸的資料,所以要互相討論、辯論,考試則以申論題方式,寫出他們對特定主題的理解,這樣的教學過程,讓龍應台感覺震撼。

歷史對個人的價值何在?

安德烈16歲的時候,龍應台也好奇跟他要國(德)文課的書單,看到當中包括德國流亡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劇本《伽利略》(Leben des Galilei),學生讀了劇本之後一起討論。

伽利略是發現地球繞著太陽轉的科學家,他發現的真理,跟當時權威、亦即教會系統見解相反,讓他面臨死刑的壓迫。龍應台說,在課堂上,16歲孩子對於文本的討論,讓人印象深刻的:

「作為個人,明明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真的,可是如果說出來就會死,那該做怎樣的選擇?也就是你面對絕對權力,那個絕對權力與你個人相信的相反的時候,你該如何自處?」

她認為,這樣的教育方式充分說明,不管世界怎麼變,真誠的社會、成熟的文化,要抓得最緊的核心價值,應該還是人道精神與人文信仰,如果沒辦法抓的準,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是威脅利誘可以改變的。 

 

看待台灣歷史有沒有更超然的角度?

回歸台灣人70年後面對二戰,龍應台問:到底是應該從「我是台灣人,我主張台灣獨立」這個角度出發,選擇你要相信的歷史、要堅持的主張?或是從「我是中國民族的信仰者」的角度來擁有自己的歷史?

還是說,對於七十年前的浩劫,可以有一個具有普遍性的「人道最深、最真誠的悲憫」作為更高的原則?它超越個人的政治意主張,也超越一時一地的政治權宜?

當我們談人文精神,談真誠的悲憫時,使否可能暫時就將心中的敵、我放下?這是不是我們自詡為文明社會所追求的?但是這種種問題,我們的社會關心嗎?學校老師會跟學生談嗎?晚餐桌上,家長會跟孩子討論嗎?朋友聚會的時候,這是不是一個話題呢?如果都不是,那我們究竟關心些什麼呢?我認為七十週年的意義,在是於真誠的反思。

 

大江大海1949日文版
大江大海1949日文版。

大江大海的書寫就是歷史搶救工程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的就是那些掉進黑洞的事情,不全然只是失敗者的故事,而是歷史搶救工程,也許當時沒能敘述得像現在這麼清楚,但是她已經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的是搶救工作。

探問未來還會繼續寫嗎?龍應台回答,手邊的資料很多,前次尋訪時,很多見證人都遍尋不得,但是書一出版,當事人就紛紛冒出來了。

譬如長春圍城的國軍倖存者。譬如在1949年大離亂過程,逃難軍民分成6股,除了到台灣的150萬到200萬人,去香港的170萬人,一股到滇緬,還有一股走新疆帕米爾高原到印度、巴基斯坦,這條路線之前也找不到當年撤退國軍,但書出版後,人也冒出來了。

還有更多老人家的日記、書信、東西也都出現了,只是現在還沒時間整理。而書裡訪問的老人家,大都不在了,後來陸續給她日記、書信、歷史資料的那些人,大概也都零落也…..。

龍應台說:「所以,我心裡一直有個負擔,欠著一件東西,有這麼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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