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誠的面對歷史，在台灣何其容易，我們連歷史課綱問題都很難取得共識，究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從很多面向來談歷史，一定得決定單一面向？對此，在德國養育2個孩子的龍應台相當有感觸，也從德國歷史教育，學到寶貴一課。她直言，歷史學習沒有必要「把所有的複雜角度，變成一個角度，定於一尊。」
學歷史一定要有課本嗎？
德國中學相當於台灣小五，長子安德烈12、13歲的時候，龍應台一次好奇問孩子「你們歷史課本長什麼樣子？給我看一下。」安德烈回答：「哪裡有課本？沒有課本。」
龍應台當時覺得，沒有課本老師怎麼教？但瞪著眼睛看媽媽的安德烈覺得問題很奇怪，歷史為什麼要有課本？那時候龍應台才發現，德國老師教12、13歲孩子歷史的時候，是要孩子去找原始文獻。
從不同觀點的原始文獻作討論
比如說希特勒政壇崛起過程，1933年五月曾經發動焚書運動（Book Burnings），之前又發生「國會縱火案」（Reichstag fire），老師就要學生先看事件發生前某個重要演說內容，接著看當時的報紙報導、不同陣營政治領袖發言內容、某場會議記錄：然後整班同學聚集討論。
他們不用課本，而是大家都去看當時的資料，不同學生可能找到詮釋相互牴觸的資料，所以要互相討論、辯論，考試則以申論題方式，寫出他們對特定主題的理解，這樣的教學過程，讓龍應台感覺震撼。
歷史對個人的價值何在？
安德烈16歲的時候，龍應台也好奇跟他要國（德）文課的書單，看到當中包括德國流亡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劇本《伽利略》（Leben des Galilei），學生讀了劇本之後一起討論。
伽利略是發現地球繞著太陽轉的科學家，他發現的真理，跟當時權威、亦即教會系統見解相反，讓他面臨死刑的壓迫。龍應台說，在課堂上，16歲孩子對於文本的討論，讓人印象深刻的：
「作為個人，明明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真的，可是如果說出來就會死，那該做怎樣的選擇？也就是你面對絕對權力，那個絕對權力與你個人相信的相反的時候，你該如何自處？」
看待台灣歷史有沒有更超然的角度？
回歸台灣人70年後面對二戰，龍應台問：到底是應該從「我是台灣人，我主張台灣獨立」這個角度出發，選擇你要相信的歷史、要堅持的主張？或是從「我是中國民族的信仰者」的角度來擁有自己的歷史？
還是說，對於七十年前的浩劫，可以有一個具有普遍性的「人道最深、最真誠的悲憫」作為更高的原則？它超越個人的政治意主張，也超越一時一地的政治權宜？
當我們談人文精神，談真誠的悲憫時，使否可能暫時就將心中的敵、我放下？這是不是我們自詡為文明社會所追求的？但是這種種問題，我們的社會關心嗎？學校老師會跟學生談嗎？晚餐桌上，家長會跟孩子討論嗎？朋友聚會的時候，這是不是一個話題呢？如果都不是，那我們究竟關心些什麼呢？我認為七十週年的意義，在是於真誠的反思。
大江大海的書寫就是歷史搶救工程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寫的就是那些掉進黑洞的事情，不全然只是失敗者的故事，而是歷史搶救工程，也許當時沒能敘述得像現在這麼清楚，但是她已經清楚知道自己在做的是搶救工作。
探問未來還會繼續寫嗎？龍應台回答，手邊的資料很多，前次尋訪時，很多見證人都遍尋不得，但是書一出版，當事人就紛紛冒出來了。
譬如長春圍城的國軍倖存者。譬如在1949年大離亂過程，逃難軍民分成6股，除了到台灣的150萬到200萬人，去香港的170萬人，一股到滇緬，還有一股走新疆帕米爾高原到印度、巴基斯坦，這條路線之前也找不到當年撤退國軍，但書出版後，人也冒出來了。
還有更多老人家的日記、書信、東西也都出現了，只是現在還沒時間整理。而書裡訪問的老人家，大都不在了，後來陸續給她日記、書信、歷史資料的那些人，大概也都零落也…..。 （相關報導： 龍應台：過了70年，我們還是沒辦法面對歷史 ｜ 更多文章 ）
龍應台說：「所以，我心裡一直有個負擔，欠著一件東西，有這麼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