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那麼多家長聞「性教育」色變?她道出背後深層原因,威權時代的遺毒超可怕

2017-06-06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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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婦女新知「孩子最大的恐懼:性別平等教育做得不夠好!」記者會,行動劇戴上象徵歧視的眼鏡,說明反對性平教育是歧視。(甘岱民攝)

2017年5月,婦女新知「孩子最大的恐懼:性別平等教育做得不夠好!」記者會,行動劇戴上象徵歧視的眼鏡,說明反對性平教育是歧視。(甘岱民攝)

過去台灣經歷過一段非常長的動員戡亂時期,從1949年到1987年,共38年又56天,堪稱是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時期,也是台灣歷史上永遠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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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1956年出生,戰後嬰兒潮的那一代,他們一誕生在這片土地上,就未能享有言論自由,不能批評政府,他們學習的是大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化,在學校講自己的母語要被罰錢,不能說二二八也不能高喊我是台灣人。在那個「不能說」的年代,合理地向父母師長主張自己的權利就會被視為叛亂份子和暴民,可能就會「被消失」,有不同意見的人都是沒事找事做,學校裡教的是神化孫文和蔣介石的力爭上游故事,人民被教育成同一種樣子,以便讓威權者輕輕鬆鬆管理,並把國家資源巧妙地分配到自己人的身上。

縱使今年已是2017年,距離解嚴又過了整整30年,台灣看似在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後,已是一個完整的民主國家,然而過去威權的陰影與遺毒卻還是深植在社會中。我們表面上鼓勵孩子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希望孩子有創意有想法,但卻不允許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認識真實的自己,跟隨自己內在真實的聲音;我們號稱是一個多元包容人權立國的社會,卻依舊用家父長傳統的保護小孩子思想,拒絕讓孩子了解自己的身體、情慾、和情感關係;我們自認為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卻還有一群人和他們的家人,被法律制度排除在外,並且被認為沒有資格讓國家平等的對待他們;我們希望孩子擁有自己的夢想和成就,卻又總期待他們照著父母安排與期待的道路前行,以便能夠安全的過完一生。

在那個不能提起「二二八」的年代、還有不能表明「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也不能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年代,社會中有好多的禁忌,與不能說的秘密,這樣的社會氛圍,造成人人自危,缺乏信任感,讓台灣人集體噤聲,不知道自己是誰,不認同自己的國家,也對這塊土地缺乏自信和理解,而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努力掙扎、努力長大、努力的試著去對抗這些威權所留下來的遺毒,卻又一次次地在各種的社會議題的爆發討論中,發現遺毒其實四處都有,無所不在。

近年來,從性別平等教育所爆發的反對聲浪可以發現,這些打著「家長」名號反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抗議者,其實就是帶著這樣威權的意識在「保護孩子」。他們覺得孩子不應該太早認識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慾望,因為這會讓孩子「知道性行為要怎麼進行很危險」;他們覺得不能太早在學校教孩子認識同志和跨性別,以免孩子發現自己是同志或跨性別;他們也認為各種性侵害性騷擾的發生是因為孩子「不會保護自己」,所以我們應該要先教孩子不能讓任何人觸碰自己的身體。

當「性」成為社會中無法言說的事情之時,就會和過去我們不能說自己是台灣人的年代一樣,我們不瞭解自己是誰、為什麼身體會有感覺、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更有可能因為性而感到羞恥。「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人的」,然而,這世界誰不需要性呢?如果我們無法從小大方地教育孩子性知識,在他/她什麼都不瞭解的狀況下,又如何能挺起胸膛去拒絕自己不喜歡的性/要求自己喜歡的性呢?

在這個力求所有資訊公開透明、所有知識都能上網一指查到的年代,學校老師和家長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們所知的通通攤開在孩子面前,同時教育孩子篩選正向知識與錯誤知識的能力,將孩子豢養在真空的溫室中,並沒有辦法協助他/她去面對這個變化快速的世界,唯有讓我們都好好坐下,談清楚講明白,才能讓台灣真正的成為一個多元共融的社會。

文/呂欣潔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欣潔想想】「不能說」的年代2017:昔有二二八,今有性教育)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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