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deleine Albright  

「我還記得我離開時的歐洲，罪大惡極的事正在發生，原因是好人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弄清楚該怎麼做……我對美國的力量深具信心，那是我的政治哲學，我的外交政策觀點，並且與我的性格結合，因此我始終是一個行動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