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類文明肇建以來，金融系統經歷了無數次的演變，但最根本的創新只有一項：將記憶透過種種可移轉的信用工具予以「貨幣化」。不論是以物易物、金條銀幣、鈔票支票、股票、債券、不動產甚至品牌，其實都是一種傳遞「誰幫誰做過哪件有價值的事」的記憶的手段。現任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明尼蘇達分行行長NarayanaKocherlakota曾於1996年的一篇論文中提出，貨幣等價於一種原始的記憶形式。透過金融操作與技術發展，記憶的價值得以「去人格化」，而成為有價格且廣泛流通的商品，逐步成為構建全球支付與資本體系的核心。信用遭受破壞的貨幣工具，沒人相信它有承載價值記憶的能力，也不能維持其自身價格穩定，在市場中是沒有購買力或流動性的。這幾乎已經成為超越國界與意識形態疆域的定理。不論古今中外，姓資姓社，搞投資、辦企業、打選戰，誰都懂得「民無信不立」的道理。沒有誠信的人，在社會上難有立錐之地。記憶是一切信用的基礎這個觀點，在文化人類學上也可找到許多證據。佔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人之一大衛・格雷伯（DavidGraeber）於《債的歷史：從文明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Debt:TheFirst5000Years）一書中也曾指出「借貸行為是從前現代社會中關懷他人的、社群主義的驅力中演變而來，後來才變成制度化的行為，並帶來道德上的罪惡和法律上的懲罰。」格雷伯也以歷史資料證明，信用制度早於貨幣成為人類維持社會秩序的經濟方式，金錢是度量單位不是買賣媒介，債務記錄就刻在石板上。從具體的石板走到虛擬的比特幣，一部人類金融演進史其實可說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史。資本家創造信用，實業家取得信用後調動資源創業，獲取利潤後再從資本市場取得更多信用。維持這個良性循環的關鍵，在於維持信用體系公信力的權力結構。因為記憶是信用的基礎，不尊重記憶的行為，就是破壞信用。沒有信用，就算簽了合約，也可能會「債務不履行」，一紙具文而已。權力可以確認記憶，也可以批准遺忘。一旦體認到記憶與信用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性有多麼根本，就能明白為何多少反抗暴政的革命先烈拋頭顱、撒熱血，只為爭取一個在權貴面前捍衛記憶的平等地位。若我們接受了這個廣義的「記憶=信用」觀點，我們就能理解，為何華爾街販賣毒債賺黑心錢，以及全球央行為了維持資產價格狂印鈔票，其實都是一種破壞記憶（信用）的惡行：毒債使投資人懷疑資本市場的信用，量化寬鬆製造通脹，等於侵蝕貨幣的購買力，亦即承載記憶的能力。不要忘記，我們天天使用的鈔票，其實是fiatcurrency，其無限法償的支付能力其實是用公權力強制執行的結果。人民願意接受這種安排，除了「槍桿子出政權」的恐懼之外，不過就是憑著對「政府不會用惡性通脹亂搞我」這個假設的信心而已。歷史證明了，這個假設其實很薄弱。因此，投資人為了抵禦通脹而狂買房地產保值，也算是在認知到「大有為政府」其實很無能的殘酷現實後的「正當防衛」而已。順著此一邏輯推論，我們可以發現，一切可以用貨幣計價的商品與資產，在可觀測的價格之中其實隱含著很多回應社會期許的「債務」。這也是品牌之所以值錢的原因。高級品牌之所以有定價權，能夠賺取高利潤，不一定只是很會行銷，而是品牌經營者能夠一而再、再而三的兌現其對消費者與粉絲的承諾–─履行其債務。有長期經營品牌決心的企業，其實是在向社會發行自己的貨幣，其準備基礎就是市場對其商品與服務的記憶，以及期待企業會持續精進、兌現承諾的信心。沒有這種覺悟的企業，沒資格談品牌。也正因為如此，台灣愈演愈烈的黑心油事件，格外令人感到荒謬。一個號稱美食樂園小吃天堂的寶島，居然會爆發不肖廠商為貪圖近利而用劣質油品混充食用油，造成數百噸問題油流入市面這種信用破產的惡行。受牽連的廠商中，居然還包括頂新這間年營收將近人民幣一千億元、經營版圖橫跨兩岸的香港上市公司。頂新因為其台灣淵源，曾經被認為在品質管制及企業治理上較一些陸資民營上市公司更值得信賴，一度成為風靡全球投資圈的必買中概股。以頂新的核心資產味全為例，味全是台灣土生土長家喻戶曉的品牌，也是第一家在台灣上市的食品公司。如此有歷史的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理當早早累積了相當健全的品管制度與品牌意識，如今其累積數十年的品牌形象卻因為企業經營者的人為疏失而岌岌可危。台灣社會人心惶惶，「滅頂」的罵聲不絕於耳，頂新股價也一瀉如注，創辦人之一老三魏應充亦被收押禁見，樓起樓塌，令人不勝唏噓原以為可信的，原來通通不可信。一場食品安全風暴，吹散了台灣食品安全的紙牌屋。這場風暴其實是台灣社會的集體信用危機。台灣人民與企業在貪圖便宜追求利潤中不知不覺中失去了對信用與記憶的尊重，也失去了捍衛記憶的堅持，品牌的信用基礎是消費者的記憶。如果企業重視誠信，就不會隨便亂用便宜原料充數；如果消費者重視記憶，那就不會接受不肖廠商用「物美價廉」的迷幻藥餵食自己；如果公權力重視制度而非便宜行事，那就不會在安全檢驗把關上縱容疏忽。台灣食品安全的公信力至此破產，好不容易累積的國際美食品牌形象因此崩潰，只能說是自作自受。台灣人民對台灣企業失信的記憶往往過於短暫，新聞媒體窮追猛打退燒後就轉台，人民也不再追究，忽然之間彷彿一切雲淡風輕。英國大詩人米爾頓在《失樂園》中寫道：前路崎嶇困頓，但黑暗之後必有光明。社會要滌淨汙穢，必須要歷經艱辛險阻，方能重獲新生。這種任重道遠的心態，一直不是近年來浮躁怨懟、急功近利的台灣所標榜的主流價值。台灣社會若不能因此痛定思過，不禁叫人懷疑：一個失信失憶的「失樂園」，究竟還有多少籌碼維持自欺欺人的「小確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