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查核：年均工時比美國人少了500小時，德國人不想努力了？

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可能會令人震驚 —— 2022年，美國人年均工作時間超過1800小時，而德國人平均每年只工作1340小時。然而，勞動市場專家恩佐・韋伯（Enzo Weber）認為，並不應就此得出德國人變懶的結論。韋伯在聯邦勞工局的智庫 —— 德國勞動力市場與職業研究所（IAB）從事研究工作。 

「與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德國女性的就業率非常高，」韋伯說道。大約一半的女性從事兼職工作。單從計算角度來看，這將年均工作時間壓低了。

例如：如果一個國家有兩名男子工作十小時，其平均工作時間就是十小時（10+10）÷2=10。而另一個國家，兩名男子工作十小時，一名女性工作四小時，那麼平均工作時間就是八小時（10+10+4）÷3=8。

德國人工作更多，而不是更少

「因此，這些數據並不意味著德國人工作的時間更少，」韋伯說。「恰恰相反，這意味著德國人工作的時間更長，因為在女性就業率相對較低的國家，女性的工作時間根本不會被納入計算。」經合組織也指出，這些數據僅可在有限程度上用於各國之間進行比較。

在德國，男性全職工作、女性主內的時代已成過去式。如今，77%的女性有工作——這意味著過去三十年裡女性在職業領域的比例明顯提高，儘管許多女性從事的是兼職工作。

人們確實希望減少工作時間

調查一再顯示，德國人確實願意減少工作時間。據IAB的一項研究，在所有全職工作的女性中，幾乎有一半希望減少約六小時的工作時間。近60%的男性希望減少約5.5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這種想法幾十年前便有了，且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太大變化。

Z世代也不像傳說中那樣糟糕

說到工作時長的願景，一種關於「Z世代」（1995年至2010年間出生的人們）的偏見經常出現—— 他們被認為想要同時擁有盡可能多的空閒時間和盡可能高的薪水。韋伯認為這種觀點缺乏依據。他表示，對於大多數Z世代來說，事業上的成功非常重要。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前幾代人沒有什麼不同。

「我認為，想要擁有盡可能多的空閒時間和盡可能高的薪水是每一個人的願望。我無法反駁這一點。針對年輕人的調查結果顯示，他們對工作時長的期待沒有出現異常的變化，對職業的投入程度也沒有出現異常下降，而且與過去相比，他們換工作的頻率也沒有增加。」 

更靈活：一周工作X天

此外，德國人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韋伯說：「上世紀『經濟奇跡』時期一人賺錢養家的情況幾乎已經不存在了。」如今，更普遍的情況是夫妻雙方都有工作，因此需要一定程度的靈活性。「每個人都應該能夠自主選擇，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工作多長時間，」韋伯表示。「我們需要的不是5天或4天的工作周，而是X天的工作周，以及在整個人生階段可以對工作時間進行不同安排的靈活性。」在這種更靈活的工作模式的激勵下，達到退休年齡的人只要願意，也可以繼續工作。 （相關報導： 誰殺了伊朗總統？萊希空難橫死引發猜測，神職人員與軍隊內鬥風雨欲來 ｜ 更多文章 ）

韋伯認為，新冠疫情表明，靈活和可移動的辦公方式是可行的，疫情雖結束，但這種發展趨勢已不可逆轉。

勞動力市場的談判立場發生轉變

比起21世紀初大規模失業時期，後疫情時代在技術工人短缺的大環境下，對更短和更靈活的工作時間的訴求將更容易實現。

然而，「減少工作時間」如何與對技術工人日益成長的需求以及不希望承受任何財富損失的願望相協調呢？單單從人口結構發展來看，預計到2035年，德國勞動力市場將減少700萬人。

生產力是關鍵因素

如果工作時長不增反減，那麼提高工作質量，即提高生產力就很關鍵。韋伯認為，對人們進行最大程度的工作時間壓榨是沒有意義的。相反，更有意義的是提高工作質量：通過培訓、通過投資數字化和人工智慧通過實現經濟的生態轉型。

韋伯認為，提早進行技能資格培訓，以適應未來的工作市場和環境需求非常重要。不應等到人們在結構性變革中失業才開始試圖採取挽救措施。相反，人們應該有自主採取行動的能力，在面對環境變動和挑戰時能夠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是等待或依賴外部干預力量。

生產力成長速度明顯放緩

然而就生產率而言，目前的情況並不樂觀。韋伯說，生產率成長目前更像是一種停滯。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的一項研究顯示，1997年至2007年期間，德國生產率成長了1.6%，但在2012年至2019年期間，這一成長率減半至0.8%。

其部分原因在於許多工作崗位出現在生產率較低的領域，例如人力密集型服務行業。在護理、教育或醫療保健領域，提高生產率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實現。

整體經濟生產率也在下降。經濟疲軟，許多企業在面臨技術人才短缺的情況下仍然保留原有員工，因此勞動力成本沒有降低，生產率卻降低了。此外，德國雇主協會總會（BDA）數字委員會表示，在技術開發、數字化和生態轉型方面的投資還有待加強。

撇開生產率發展不談，仍有許多未被利用的潛在勞動力有待開發。來自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DIW）的弗拉切爾（Marcel Fratzscher）認為：「潛在勞動力開發不僅涉及女性就業和兼職人員工作時間增加的問題，還包括那些沒有學歷或職業資格的移民和德國人，這些人往往在早期就被剝奪了眾多就業機會，而不能成為生產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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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nsa Wrede責任編輯：李岱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