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押注「新質生產力」救經濟，專家質疑政策有盲點：北京看不到消費的價值

隨著中國過去的成長引擎熄火，如今其主要經濟流行語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新方針：「新質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習近平這套新理論受中共黨媒讚譽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創新」，但其意涵為何？代表中國政策走向何方？

根據中共黨媒《中國日報》，同以勞動、土地和資本為動力的傳統生產力不同，「新質生產力」是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濟策劃者相信，專注於發展「新質生產力」將促進中國未來工業和核心產業的發展，進而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而據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本月初刊出的分析，所謂「新質生產力」經濟策略避開了透過大規模消費來刺激經濟的傳統途徑，而希望藉由國家力量加速先進製造業的發展，從而創造高生產力的就業機會，實現中國的自給自足，同時確保其免受美國的侵略。因此，中國將跨越鋼鐵製造和摩天大樓建造的階段，進入大規模生產電動車、電池、生物製造和無人機的時代。

多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強調中國需要轉向以消費為主的成長模式，那麼中國當局為什麼避開刺激消費的路不走，堅持「新質生產力」？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學部高級講師劉浩典（Donald Low）感到不以為然，他在《日經亞洲》（Nikkei Asia）17日發表評論道，北京的經濟規劃者永遠執著於生產，而根本看不到消費的價值。

中國經濟發生了什麼事？

多年來，中國過於依賴借貸來推動投資成長，但目前中國社會的消費、投資情緒低迷，通貨緊縮的陰影籠罩。從2024首季數據來看，作為拉動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投資，主要分為基礎設施投資、製造業投資成長、房地產開發投資，三者成長分別為6.5%、9.9%、-9.5%。對於投資的過度強調已經變得越來越無效，債務占GDP比重已攀升至近300%的歷史新高。

房地產危機導致許多家庭的積蓄因購買了爛尾樓而付諸流水；大批年輕人難以找到好工作。在2021年之前，房地產及相關產業佔年度經濟產出的四分之一，修建新道路或橋樑即可解決失業問題，同時利用閒置鋼材和過剩的混凝土產能。但現在，地方政府背負巨額債務，無法在經濟困境時斥資興建基礎設施。

不過劉浩典認為，中國投資率下降不是件壞事，中國長達數十年的房地產繁榮結束，意味著浪費資源、債務驅動的建築項目正在減少，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個平衡經濟的機會，透過降低該國極高的儲蓄率和增加消費來改善經濟結構。

避免刺激消費的福利政策

一般經濟體通過消費、投資、出口等方式拉動成長，考慮到中國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以及出口受到資不抵債、產能過剩等因素影響，經濟學家也強調中國需要導正經濟結構失衡，轉向消費拉動的成長模式。中國家庭消費佔GDP的比例不到40%；相較之下，大多數國家的家庭消費佔GDP的比例為50%至60%。 （相關報導： 伊朗猛攻以色列，石油市場卻意外冷靜：《外交政策》剖析「油價為何沒有飆升」？ ｜ 更多文章 ）

劉浩典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應該努力促進消費，或至少不阻礙消費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北京方面似乎特別反對「向家庭發放現金以刺激消費」的想法。習近平在2021年的一份中共刊物上警告「高福利養了一批懶人和不勞而獲者」，這聽起來與西方右翼政客沒什麼不同。

北京當局對於建立更完善的退休金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和擴展更普及的公共服務，以建立社會安全網，將資源重新分配給消費者，減少家庭的預防性儲蓄並不太感興趣。而長期以來討論的戶籍制度改革，允許農村居民在城市永久定居，對刺激消費具有潛在幫助，但似乎也陷入了停滯。

去年2月，武漢等地爆發「白髮運動」，退休的年長者上街，抗議醫療保障福利受到削減。中國國家醫療保險也因保費上漲而流失超過千萬名保戶。另外一位經濟專家、恆生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表示：「由於缺乏由高覆蓋率醫保引領的社會安全網，中國人被迫將收入的相當部分儲蓄下來，以應對嚴重疾病等不時之需。這就不利政府提振消費的政策，而消費被視為中國從後疫情經濟下行中恢復的關鍵。」

為何執著於增進生產力？

中國決策者如此努力促進工業生產，使得他們對消費的偏見更加明顯。但他們對生產如此執著的原因究竟為何？劉浩典認為，中國政府可能出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認為國家角色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然而在當前經濟情況下，政府僅專注於推動生產力發展而忽略資源重新分配的重要性，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不符。

他進一步指出，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中國政府近來的政策制定越來越少考慮務實和市場導向，而更傾向於將市場經濟視為一個可以被精確設計與引導的機械系統，以實現其烏托邦目標，所以政策制定者很難想像消費能產生價值，因為他們相信生產才是創造價值的東西。

他表示，中國政府對生產的偏好與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戰略一致。然而，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如果沒有來自國內外消費者的足夠需求，增加供給只會導致產能過剩和價格下跌。這在中國正在優先發展的一些新興產業中已經出現，如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

他並指出，中國一些官僚傾向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管理經濟，並對市場機制持懷疑態度，認為單憑市場經濟無法有效地分配資源，也難以辨別出有效的方案，以及無法區分成功和失敗的企業。

在過去，中國一直實行產業導向的政策，這種做法在經濟尚未發展成熟、試圖追趕日本和南韓等發達經濟體時是合理的。但現在，儘管中國仍然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但其製造業的生產率已經接近南韓和台灣等發達經濟體，這意味著官僚們很難準確地選擇哪些產業項目會成功。

追求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式的目標帶來危險

劉浩典認為，中國的社會工程方法具有高風險，往往忽視證據，抵制實驗性嘗試，從錯中學習、進行中途調整的能力也不足。當政策受到意識形態主導，追求理想化、烏托邦式的目標時，政府可能會採取過度激進、不切實際的行動或政策。這種情況下，政策制定者會忽視現實的限制和成本，盲目地追求理想化的目標，導致執行效果不佳。

他指出，最明顯的例子是清零封控政策。到2021年中，世界各地開始適應與新冠病毒共存之際，北京仍堅持採取越來越嚴厲的防堵病毒措施。中國官媒將中國視為安全的烏托邦，與西方醫院的悲慘景象進行對比，作為中國優越治理能力的證據。

但這項政策被國家視為絕對正確和道德上正當的，政策制定者便忽略現實中的變化或新證據，而堅持原有的觀點。直到清零政策被證明站不住腳時，北京的社會工程師被迫倉促放棄這項政策。造成的後果不僅是浪費數十億美元的支出，也重創中國經濟，自2022年底放棄清零政策以來，中國經濟復甦疲軟就證明了這一點。 （相關報導： 伊朗猛攻以色列，石油市場卻意外冷靜：《外交政策》剖析「油價為何沒有飆升」？ ｜ 更多文章 ）

劉浩典表示，對於當今中國的產業政策制定者來說，清零政策的失敗是一個有價值的教訓。他們應意識到，當政策受到意識形態和烏托邦思維的影響時，便有過度激進和失去靈活性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