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史塔西檔案局楊恩 （Roland Jahn）局長來台參與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揭牌，也拜訪執政黨高層與在野黨，了解台灣的歷史脈絡。他特別接受《德國之聲》訪問，分享德國推動轉型正義的經驗。德國聯邦議會柏林台北友好小組主席魏爾胥（Klaus-Peter Willsch）也就民意代表角度給予意見。
德國之聲：德國推動轉型正義成功的最大關鍵是什麼？
楊恩：有很多因素促成德國得以「克服過去」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當然其中包括人民的意願，大家願意去做。最重要的是歷史的檔案被保存下來，包括國家的和反對勢力的檔案。這樣才能讓我們有機會去釐清專政的前因後果。
德國之聲：轉型正義與民意支持推動之間的關係為何？
楊恩：民眾支持是這場運動的前提。舉例來說，公民佔領秘密警察單位，相關檔案才得以被保存以及公開。這是世界首次並成為範例，也給我們有勇氣投入接續的工作。後續工作的目的，像是還給受害者尊嚴和釐清過去的不義。
德國之聲：轉型正義在台灣會被視作政治報復或清算的工具。在德國有類似經驗嗎？如何避免？
楊恩：不應該用報復這種說法，但應該要非常清楚地釐清責任。這是前提。也就是說不要清算，反而是要去澄清。然而，過程中一定要明確指出加害者。
德國之聲：處理轉型正義有沒有時空的問題？（德國在統一後開始處理。在台灣，被指為加害者所建立的政黨目前依舊在野，是否難度更高？）
楊恩：要看每個國家情況不同，像德國與台灣就很不一樣。最終的目的是讓人民理解，「克服過去」是對當下有利的。處理地愈好，愈能賦予民主實質的意涵。
德國之聲：台灣特殊的歷史發展和政治現況讓談論轉型正義陷入社會對立。是否可以分享德國經驗？
楊恩：德國當時的討論有很多面向，而社會整體的參與是非常重要。不是由某個特定人士來詮釋歷史，從而建構單一的歷史觀，對於真相來說亦是如此。反之，是由社會透過對話一同「克服過去」。
德國之聲：談到檔案開放，台灣有「有學者解讀才不會引起誤解」以及「避免造成二度傷害」的說法。您怎麼看？
楊恩：在德國，我們過去也對公開檔案有所顧慮，尤其是秘密警察的檔案。之前會以為有人會因此受傷害，讓他們無法面對檔案公開後的發現。結果卻相反。檔案透明才能全面理解歷史，讓當事人複雜的經歷重現。讓所有人參與詮釋歷史的對話，而不是把這件事交給少數能壟斷真相的專家。
德國之聲：《前東德國安部檔案法》如何兼顧隱私權的保障以及還原歷史真相的轉型正義需求。
楊恩：就檔案而言，德國在透明度和個資保護間取得平衡。對於東德過去的所作所為，我們保證公開透明。國家所有的行為都是，尤其是台面下的，把它們公諸於世。但同時我們也要保護被政府搜集資料且遭到鎮壓者的個資。我覺得需要找到兩者的平衡才能夠達到我們對國家社會的期待，像是透過法治的機制來處理不同的意見。
德國之聲：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揭幕重要性為何？
楊恩：特別是為了下一代，有一個歷史地標很重要。能讓他們身歷其境來體會歷史。這些歷史地標具有人們可以感受到的力量，而且是無可替代的。即便百年之後，人們可以在這裡了解過去發生了什麼，藉此為他們現在的生活帶來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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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爾胥：我認為最關鍵的是直接面對和共同克服歷史問題。每天重新確認我們所代表的價值核心為何。台灣立法院為了人民所做的工作核心是什麼？以這樣的精神投入轉型正義工作，這是轉型正義能夠成功最重要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