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日軍占領了中國半壁以上的江山，為何始終沒有攻入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指出，日本中了蔣介石誘敵深入之計，從上海、南京、徐州戰役死了太多人，打到武漢已戰力嚴重耗損，日本原本「速戰速決」戰略，改成「政略為主，作戰為輔」。另一方面，國軍把四川守得固若金湯，胡宗南在關中、陳誠在三峽兩處嚴密防守，致使日軍不敢輕易進犯。
郭岱君最近出版《重探抗戰史》卷二，7年前出版的卷一也新版上市。卷二有篇〈日軍為何始終未攻進重慶？〉文章，探討這個歷史問題。她接受《風傳媒》專訪時指出，蔣介石選擇抗戰的最後根據地，有考慮河南洛陽、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等地，最後選定重慶和四川，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四川具有天險，易守難攻；二是四川有初步工業的基礎，足以發展民生經濟；三是川渝是魚米之鄉，腹地包括雲南和貴州的大西南。
日軍發動「一號作戰」 胡宗南兵出關中截退日軍
郭岱君指出，日軍曾經幾度接近重慶，卻都無功而返。1940年日軍占領宜昌，宜昌扼三峽水路咽喉，是長江西進重慶的門戶，當時震驚了整個重慶，日軍如再繼續進攻，國民政府就危險了。結果，日軍雖然占領了宜昌，其主力部隊卻自動撤回原駐地。1943年5月，日軍再度來到宜昌，在石牌要塞與國軍展開激戰，幾度猛攻，都沒能拿下石牌，決定撤退。最後一次是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時，日軍第一師團曾接近潼關對面的風陵渡，胡宗南兵出關中，在靈寶與日軍激戰，截退日軍。
郭岱君指出，為了攻進重慶，日軍曾多次制定「西安作戰」及「四川作戰」， 發布作戰準備令，認真準備和規畫，還做了演習。計畫的內容雖有變化，但不外乎兩條路徑：首先是從山西西部過黃河，控制西安，然後南下占領重慶；其次是從宜昌沿長江三峽西進，攻占重慶。
郭岱君表示，日本打到武漢就僵持了好幾年，一直到1944年才有「一號作戰」，把後方軍隊都調過來。日本參謀本部一直跟日軍前線說，「不要再往前推進。」但前方作戰的日軍已殺紅了眼，前線將領向天皇保證「3個月可以攻下來」，結果事與願違，臉拉不下來。到1941年日本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向天皇說，日本的石油庫存只剩下2年而已。
日本陸軍速戰速決戰略失敗 未能攻入重慶也沒有進攻西安
郭岱君指出，日軍在抗戰前期信心滿滿，採取「速戰速決」戰略，不把戰線拉得太長，所以沒有攻占重慶的計畫。武漢會戰後，日軍資源更加吃緊，對華戰略調整為「政略」、「戰略」並進，實際上是以「政略」為主，手段包括誘降、和議、扶植親日政權等等；戰略方面則進入中日兩軍相持的階段。在地形上，四川周圍都是崇山峻嶺，攻入四川太困難；而且，日軍大部隊向西作戰，後面龐大的占領區必出問題，所以日軍也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重慶。
郭岱君指出，日本陸軍高層將領不甘被拖在中國戰場，草率制定「五號計畫」，但兩個因素難以實施：一、國軍把四川守得固若金湯，胡宗南在關中、陳誠在三峽兩處，嚴密防守日軍入川必經之地，致使日軍不敢輕易進犯。二、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連連失利，根本沒有發動「五號作戰」的條件，最後落得無疾而終。可以這麼說，抗戰期間，日軍始終未能攻入重慶，也沒有進攻西安，不是不想，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至於二戰後期的台灣角色？郭岱君指出，台灣當時是日本殖民地，台灣兵都被日軍調去打仗，到最後美軍在太平洋已控制住，1945年準備反攻作戰，中國東北、華北、華東都被日本人控制，但四川、雲南、貴州還是國軍控制。美軍在東南亞的反攻很順利，1945年的B-29轟炸機問世，去日本東京轟炸。美軍反攻一條是從海上反攻，另一條是從中國反攻，以台灣為跳板。最後，美軍將領麥克阿瑟的意見占了上風，其所統帥的美軍，由菲律賓反攻北上，跳過台灣和中國，直接攻擊日本本土。
至於戰後的國共關係，下半年將問世的《重探抗戰史》書中第三卷有3章8萬字，詳實交代。郭岱君指出，戰後國軍接收東北並不順利，與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調停不愉快。國共自遼瀋戰役後3場戰役，後來節節敗退。為何國民黨贏了戰爭，卻失了江山？郭岱君認為，國軍都是在正面戰場，將領死了200多位，國軍死了幾百萬，而中共則是發展敵後根據地。郭岱君指出，如果當時國共組織聯合政府，也撐不了多久，因為兩邊的政治思想是衝突的，無法相容，直到今天亦是如此。 （相關報導： 專訪》二戰揭密！重慶與東京的祕密和談 蔣介石堅不退讓這原則最終破局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