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徵收常造成新貧民 徐世榮籲政府別再重蹈覆轍

2016-10-18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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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右),將多年來研究台灣土地改革的心血,撰寫成《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一書, 18日並舉行新書分享會。(盧逸峰攝)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右),將多年來研究台灣土地改革的心血,撰寫成《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一書, 18日並舉行新書分享會。(盧逸峰攝)

長期關注土地議題的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將多年來研究台灣土地改革的心血及曾參與的土地徵收抗爭案例,撰寫成《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一書, 18日並舉行新書分享會。徐世榮強調,自己並不是完全反對土地改革,而是反對定義不清、剝奪社會弱勢生存財產權的改革,希望現在的政府不要重蹈覆轍,更要立即停止強迫徵收和迫遷。

研究以土地改革為主的徐世榮,當年在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蕭新煌的推薦下,開始研究台灣的土地改革歷史。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徐世榮發現,民國38年起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雖然有很多正面評價,但其中卻因為政府對地主的定義不清,造成不少地主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陷入極端貧困的狀態。

耕者有其田政策 製造許多新貧民

徐世榮進一步探究,發現當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中,地主分為個人及共有耕地出租人。「地主」的土地若是出租,則不論擁有面積多寡都一律徵收。但徐世榮研究發現,這些土地共有人的持有面積都相當小,進而造成土地被徵收後變成新的貧民。

「台灣的地主其實不是地主,」徐世榮說,「地主」二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社會革命所創造,本來是為革命用的,具有階級意義,但台灣卻在權力擁有者的介定下被定義為有地就是地主。如國民黨政府1934年在中國大陸調查11省、89縣的地籍,被歸類為「地主」的僅1545戶,但隔了十幾年來到台灣,一個省卻有10萬多戶被列為地主,關鍵即是兩邊對農戶的定義不同。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執政時,將農戶細分為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顧農及佃農,但來到台灣就只剩下地主、自耕農及佃農三類。

政大教授徐世榮新書發表會。
政大教授徐世榮(右二)舉辦《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新書發表會,送書到總統府。(盧逸峰攝)

耕者有其田政策後緊接著是三七五減租政策及公地放領,農民的土地又三番兩次的被收歸國有。徐世榮指出,台糖當年為了新式糖廠的生產需要,強制收買、徵用農民土地;農民原本希望光復後土地能回到自己手中,但國民黨政府卻為了節省生產成本,改請雇農來耕種。

土地徵收是最迫不得已手段 政府卻優先使用

取得私人土地過於便利,也進而導致土地徵收成為政府開發、建設時的首選。徐世榮說,土地徵收應是最迫不得已的手段,政府卻往往把徵收當成優先、便利方式,認為國家要進步、所以一定要徵收。近年來更隨台灣經濟惡化,更激烈地採取徵收迫遷重劃都更的手段進行開發,「這根本是被植入錯誤DNA。」

徐世榮指出,政府一直將土地徵收誤導為金錢補償問題,顯示政府只從金錢角度看土地,但土地該是人民安身立命的家。徐世榮舉例,一直到今天,台南市有關南鐵東移的都市計畫書中,只有一面談到補償安置,敘述的角度則僅僅是徵收407戶土地的拆遷及補償費用,「我們和土地的情感認同連結,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提到。」而另一方面,他歷年來協助的各個反徵收自救會,卻沒有一人開口談錢,只希望能爭回完整的家園。

政大教授徐世榮新書發表會。
政大教授徐世榮(前中)舉辦《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新書發表會,希望政府正視土地徵收問題。(盧逸峰攝)

徐世榮說,決定出書的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台灣社會能了解土地改革與徵收對人民的迫害,政府也應該要盡可能修補這些傷害,改善不當政策;二是自己參與多起因土地徵收而造成的迫遷抗爭,希望相關案件能被更多人知道。「希望這是行動的一本書,」徐世榮說,自己寫的學術文章讀者不多,因此新書是以一般民眾為目標讀者,要藉此倡導台灣能有更多的社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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