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用在全台各地因被控占用國有地而遭迫遷的家庭身上，或許並非那麼貼切，因為他們面臨的指控與「下場」大多類似：被國家控告侵占、追討「占用」不當利得、必須搬離原本熟悉的家園到城市的另一頭。
2000年開始，政府為了活化國有資產，監察院要求財政部檢討國有土地活化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排除所有國有非公用土地上的「占用」、也就是所謂的違建戶。上頭政策定調，政府各機關開始將國有、市有地活化狀況納入管理考核項目，而為了快速反映「有積極排除占用」，各部會陸續開始清點手中土地、並對居民提告民事訴訟，「罪名」包括違法占用、拆屋還地、返還不當得利等。
如今光是台北市就有紹興社區、華光社區、公館蟾蜍山、臥龍街等處的居民被國家以類似理由控告，其中華光社區更已被夷為平地，徒留當年「台北六本木」的幻影在草地上遊盪；另外蟾蜍山、臥龍街的訴訟則仍延續至今。唯一相對「有解」的紹興社區則在台大與台北市政府的合作下，以公辦都更方式為居民安置找到出路，未來當地房屋拆除後，居民將可望住進當地興建的公共住宅。
「違建」的形成 政府沒有責任嗎？
事實上，探究在國內被認定「違建」的非正式住居形成原因，其實都和過去政府不完善的居住政策有關。華光社區訪調小組成員徐亦甫說，無論是1949年後大量來台的戰爭移民，或是196、70年代在產業轉型下自鄉村進入城市的移民，都被迫在不完善的居住政策下自己「找個家」。如當年華光社區原是台北監獄旁一塊幾乎沒人想住的田地，許多沒房可住的公務員在上司口頭允諾下在監獄周邊搭房；後來隨城市發展，華光社區一帶成為精華地帶，政府強驅居民、欲以「台北六本木」、「台北華爾街」等更新穎遠大的計畫取代這些所謂「歷史毒瘤」，卻從未想起當年催生這些毒瘤的就是政府自己。
現在全台北市共計還有6500戶的非正式住居零星散落在市區各角落，而過去華光、紹興社區訴訟所留下的抗爭與傷痕，更讓學界及民間團體不斷呼籲政府要正視非正式住居的形成脈絡、並提供住戶完善協商及安置機制。在遲至今年才舉辦的《國土清理活化公聽會》上，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林彥彤指出，台灣做為移民社會，外來人口眾多，來台後在沒有合適、可負擔的房子的前提下為生存而自行找地建房。國家當年沒有能力提供適當住房，如今又只用訴訟排除的方式要趕走這些因各種歷史因素住下的居民，「真的非常殘忍。」
「只是就法論法 會讓很多人死去」
林彥彤認為，國家如今要管理國有土地、檢討土地活化政策，應該先區分占用類型，了解哪些占用是情有可源、哪些是惡意占用，並依此採用不同的處理辦法，「如果只是就法論法，會讓很多人因此死去。」
政大法律系助教翁燕菁也表示，政府要把人民從一塊土地上趕走，背後除了要有強大、具體的公共利益為後盾，更因為可能侵害人民的基本居住權利而要有高密度的審查及協商，即使過程冗長辛苦、無法兼顧行程效率，還是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