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帶動出口貿易的猛爆性成長，使香港轉型成一個純金打造的貿易港和金融中心。從統計數字來看，香港是中國商品貿易最大的出口港，中國外來投資的最大來源地，也是中國對外投資最主要的去路。香港的轉型工程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巨大工程的附屬工程。改革開放成功，香港也轉型成功。在1997年香港主權尚未回歸之前，中國已經透過「前店後廠」的臍帶連結，完全主宰香港的經濟命脈。2000年以後，經營成功的中國企業陸續在香港上市，吸收西方的資金，香港又成為外國投資人分享中國經濟成長果實的平台。
星港的轉型，基本上是「脫製造業」的過程，但同時又利用周邊國家的製造業來完成服務業的升級。這個模式台韓無法複製，因為台韓都有很大的製造業，若脫去製造業，產業的空洞化很難填補，而且台韓的後院也沒有別國的製造業可以利用。台灣在轉型的過程中曾一度試著利用中國的製造基地，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最後以失敗收場。台灣不是轉口港，中國經濟崛起後，台灣各港口的吞吐量都直線下跌，和星港運量激增的命運完全相反。台灣可以為中國製造加值的領域還是製造，不是服務，因此以發展服務業為目標的「亞太營運中心」本就缺乏營運的基礎，沒有成功的條件。即使當年沒有「戒急用忍」政策的干擾，「亞太營運中心」的命運應無不同。
台灣和韓國的轉型都必須建立在製造業升級的基礎上，和其他高度工業化國家所走過的路徑是相同的。台韓產業組織差異很大，但在工業化初期走的道路類似；工業化後期的發展則殊途異路。在企圖改變供應鏈地位時，韓國企業展現強大優勢；其優勢不只來自企業的規模較大，同時也來自企業集團內部的高度垂直整合。規模大有助於實現研發和行銷的規模經濟，垂直整合則有利於掌握關鍵零組件和材料，關鍵零組件和材料是品牌廠用以實現產品差異化的重要元素。韓國的三大企業集團，三星、現代、LG都建立高價值的全球品牌，成為帶動產業轉型的火車頭，韓國在2018年就突破每人所得三萬美元的關卡。台灣則先經過一段企業大型化的過程，最後也相當程度的改變供應鏈的地位，但主要靠技術實力，而非品牌；品牌從來沒有成為台灣產業轉型的主要力量。雖然產業組織有所變動，但台灣始終沒有形成韓國式的財團結構，台灣大企業仍保持高度的專業分工，和低度的垂直整合。
作者介紹：陳添枝
曾任台大經濟系教授、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經建會和國發會主委，現為台大名譽教授，清大台北政經學院約聘教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文化《越過中度所得陷阱的台灣經濟199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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