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遺傳的論點，同樣在日本有影響力的德語系精神科醫生 Eugen Paul Bleuler ，從個人無意識心理的角度出發，認為性、個人生命經驗、壓抑等都會影響症狀。但精神症狀也可能是由「逃入疾病」（flight into the disease）的心理機轉所造成，藉以解決內在衝突、逃避外在困難情境、或謀求個人利益。
因此，熱帶神經衰弱患者亦有可能是「逃入疾病」。他們因為無法適應殖民地生活，於是假借病痛引起關心或爭取返鄉機會。即使在台日人患者很少提到想要歸鄉的念頭，此理論盛行的日本內地，對熱帶神經衰弱病患的歧視無疑又加深了一層。
放下偏見，從「心」看病因
所幸 1930-1940 年代任職台北帝國大學精神疾病學教室的中脩三教授，用「心因性」的角度切入，並引用森田正馬的理論，為一同經歷殖民地辛苦生活的同胞緩頰。
雖然神經症狀是由神經質的體質所引發，但這並非機能上的缺陷，反而造就了神經質患者更加敏銳、細緻的覺察能力與更嚴格的自我審查。至於神經衰弱諸多病徵，是因為對身體完美健康的強烈追求，才導致對本身微小的不適過度解讀、提心吊膽。
中脩三教授還認為，自我意識強烈的神經質性格，是日本民族文化引以為傲的一環。從這點來看，神經衰弱的在台日人不但沒有喪失原本民族的美德，反而在思鄉的強烈情緒、與熱帶氣候的荼毒下恪守崗位，為帝國的發展貢獻自己。日本政府反而應該要提供更多的資源，改善殖民地環境、降低在台日人的身心負擔。
同樣的一種疾病，隨著時間流轉卻有二元對立的文化意義。
熱帶神經衰弱各種醫學理論此起彼落，並沒有一個明確定見。以 1920 年代為分界，早期是為國家犧牲受苦的光榮形象，之後卻演變成不健康的心理、或有缺陷的體質，是退化與墮落的代表。中脩三的理論為熱帶神經衰弱患者，找回了一些尊嚴與驕傲。
為什麼研究「熱帶神經衰弱」
曾擔任精神科醫師、現於中研院研究醫學史的巫毓荃，當初是在碩士班研究台灣殖民時期精神醫學史時發現「熱帶神經衰弱」這個詞彙。
巫毓荃提到，在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很常被診斷熱帶神經衰弱，是殖民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由於病名在史料出現的次數太頻繁了，巫毓荃於是展開研究。剛開始，巫毓荃只想描述分析當時的精神醫學理論與實作，過程中卻發現牽連的層面越來越廣，政治、文化、社會上都有其意義。以至於參考的史料範圍越來越廣，非醫學紀錄的報紙、期刊，都包含在需要蒐集的參考文獻內。
「回顧這段歷史，或許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面向，就是一場疾病文化意義的戰爭。」巫毓荃提到，醫學概念演變跟社會文化有連帶關係，醫學概念的演變不再是唯一的重點，醫學跟政治、文化的共構關係更是該注意的焦點。
「之後我對醫學史的想像就不太一樣了。」巫毓荃表示，原本看似單純醫學議題的熱帶神經衰弱，在 1930 年代的日本議會中，卻成為往「中國東北」或往「南洋」發展兩派的政治角力工具。對於殖民政府來說，深入研究熱帶神經衰弱更有其必要性，因為日人能在台灣生存而不變癡呆，殖民政府才有繼續存在的理由。
同時，在解讀熱帶神經衰弱相關的各派理論時，巫毓荃強調不能忘記存在其中的政治與文化意義。就像 Ellsworth Huntington 強調氣候跟文明關聯的氣候決定論，雖看似有其合理性，卻過度簡化與西方本位，也可能造成複雜的政治與文化效應。
一個族群的文明形成，有很複雜的影響因素：地理、基因、歷史、與現實，都很重要。若僅看見其中一項，例如基因，就有變質為種族主義論述的危險。從歷史來看，以「種族」為範疇，很容易加強或創造偏見。
「必須非常小心，醫學理論的建立與詮釋，不該被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目的拿去使用。」巫毓荃提醒地說。
文／研之有物採訪編輯 林承勳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標題：【熱帶神經衰弱】日治時期，在台日人效率與道德流失的惡夢）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