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迪生能成功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他在門洛公園聚集到一批人輔助他，愛迪生稱他們為「伙伴」（mucker）。這些「伙伴」各有所長，國籍分殊：英國籍機修工查爾斯．貝秋勒（Charles Bachelor）、瑞士籍機器操作員約翰．克魯西（John Kruesi）、美國籍物理學家和數學家法蘭西斯．厄普頓（Francis Upton），還有十二名左右的製圖員、化學家和金屬加工工人。愛迪生的燈泡，與其說是個新發明的東西，不如說是利用既有東西予以小幅改良而成的產物，事實表明團隊成員的多樣性是愛迪生的一個基本優勢。
例如，要解決燈絲的難題，需要對電阻和氧化有科學性的了解，而厄普頓正可在此派上用場，補強愛迪生較非正規教育出身、較直覺性的作風；貝秋勒利用手邊材料即興製作機械的本事，使他們得以測試許多種候選的燈絲材料。門洛公園標誌著將在二十世紀大顯身手的一種組織的開端：跨科際的研發實驗室。就這個意義來說，從貝爾實驗室和全錄帕羅奧多研究中心（Xerox-PARC）之類地方出來的革新性構想和技術，都淵源於愛迪生的工作室。愛迪生不只發明技術；他還發明了一整套發明用的制度，一套將支配二十世紀工業的制度。
愛迪生也協助開啟了另一個對當今高科技創新至關重要的傳統：用股票支付其員工報酬，而非只是用現金。一八七九年，燈泡研究來到最如火如荼的階段，愛迪生給予法蘭西斯．厄普頓「愛迪生電燈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權，但厄普頓得宣布放棄其一年六百美元的薪水。厄普頓猶疑再三，最後決定不顧其理財較保守的父親反對，接受這一股權贈予。到了該年年底，由於愛迪生公司股票價值暴增，他的持股已值一萬美元，相當於今日幣值一百多萬美元。厄普頓以有些失禮的口氣寫信告訴父親：「想到你在家謹小慎微的作風，我不禁笑了出來。」
無論從何種標準來看，愛迪生都是不折不扣的天才，十九世紀創新界的偉人。但誠如燈泡故事所闡明的，我們誤解了他的過人之處。他最大的成就或許在他懂得如何使團隊發揮創造力：將本事各異的諸人聚集在看重實驗且接受失敗的工作環境裡，利用與組織整體績效連動的金錢報酬激勵團隊，善用他人他地所率先提出的構想以取得更大進展。「那些可能想要先我一步發明新東西的人，他們的響亮名氣和名聲我並不是特別佩服……是他們的『構想』打動了我，」愛迪生說：「有人說我『比較像是個海綿，而不像是個發明家』，說得很對。」
燈泡是網絡式創新的產物，因此，電燈最後呈現為一個網絡或系統，而非單一實體，倒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對愛迪生來說，真正成功的一刻，並非出現在竹絲於真空裡發光之時，而是出現在兩年後珍珠街區域大放光明之時。為實現此舉，的確需要發明燈泡，但也需要可靠的電流來源，需要一個將該電流配送到整個居住區的系統，需要一個將各個燈泡與電網相連的機械裝置，需要一個用來衡量每一戶用了多少電的流量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