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水滋養自己種植的稻苗在農業社會已屬於嚴重犯罪情節，台灣私法物權編說明：「毋論業主已未車戽入田，而他人擅自竊放以灌已田者，不論黑夜白日，按其所灌田禾畝數，照侵占他人田，一畝以下笞五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仗八十，徒二年。」可見偷水的罰責頗嚴，但官府對於番漢通婚卻實施比偷水更嚴厲之刑罰措施。
例如乾隆二年，巡臺御史白起圖等奏准：「漢人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即行離異。漢民照民苗結親例，仗一百離異；土官、通事照民苗結親媒人減一等例，各仗九十；地方官照失察苗民結親例，降一級調用。其從前已娶、生有子嗣者，即行安置為民，不許往來番社，以度煽惑生事之端。」乾隆新政，嚴禁漢番通婚，笞以比偷水情節更重之刑仗，顯示官方態度確實是嚴禁漢番通婚，不希望漢人與番女有任何往來，造成官府統治上的困擾。
官府大力禁婚，顯現其不讓漢番交流融合的態度，但是否有效嚇阻通婚之風氣，這裡必須也有個背景是，我們知道，台灣高懸海外，官府吏治易敗壞，時常發生政令不出官府，因此也有可能發生漢人與番女私下通婚。但不可否認的是，乾隆年間，漢番通婚是非法行為，刑法之重也許遏制了漢番通婚之風氣，因為漢移民即使想違法娶番女，並不表示番人也想同意違法而遭受無謂的處罰。
我們看見，平埔熟番在清統治時期，依史書稱，過去番人用藍布纏頭的習俗已久，但薙髮令一出，傳統習俗喪失，但不像中原漢人反抗薙髮令之烈，番人似乎較不敢違背此道政令，例如乾隆二三年，薙髮令下達番人，「各社番尚有未盡奉行者，後縣官集土官訓諭之，今盡遵制，彬彬乎衣冠文物之風矣。」綜觀官史也許對反抗之事有避重就輕，但平埔熟番悉「盡遵制」，似也表達臣服之意。
第三點，由於番女人數極少、乾隆視番漢通婚為大罪，加上從康熙朝開始實施的渡台禁令規定渡台者不准攜帶家眷，但來台開墾的移民日漸繁多，男多女少現象自然嚴重。
雍正六年，藍鼎元朝見雍正帝並條陳「經理台灣疏」，提出當時兩性比例不均的解決可維持社會秩序，首先他分析當時漢女相當稀少：「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山後千有餘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瑯橋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合各府各縣之傾側無賴，群眾至數百萬人，無父母妻子宗族之繫累，似不可不為籌劃者也。」
藍鼎元因此建議雍正應放寬渡台禁令，「漸解其靡室靡家之民，必先逐其有室有家之願。蓋民生各遂家室，則無輕棄走險之思。」他提出以家庭導正當時社會的風氣，讓社會秩序回到正軌，然而雍正當時並未採納此建議，持續實施渡台禁令。一直到乾隆五三年，在林爽文事件功臣福康安建議下，才徹底廢除渡台禁令，漢婦與其夫來台始合法化。漫長的渡台禁令實施期間，女性異常缺乏，漢人是否會私下與番女通婚，不得而知，但可猜想得到，大部分男性移民可說是幾無家累，在無家累束縛下，自然容易做出違背倫常之事。
本文認為，清治時期的台灣，漢番通婚的確存在，史書也曾記載，但綜觀本文前面的分析，漢番通婚可能是清治時期相當少見的社會現象，而不是常態的社會現象，歷史學者周婉窈也曾提出漢人娶平埔某比例不高的論點，她說：「我們須注意，原住民人口向來不多，清朝統治末年頂多十餘萬，而漢人已達兩百八十萬，從人口結構來說，原住民婚齡女性人數有限，況且多數部族和漢人沒接觸，有接觸的，也不可能全部嫁給漢人，因此，娶到平埔某的漢人占人口比例應不高。」其次，本文最初有提到漢人娶番女有繁複的儀式，儀節之多說不定嚇跑了有意娶番女的漢人，而平埔熟番的女性嫁漢人，平埔男性肯定也會反對與吃醋的！
文｜蘇穩中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文標題：淺談台灣清治時期的漢番通婚──漢移民娶平埔女並非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