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所有的邊境地區都成了潛在衝突點，擦起火花、造成戰火並向外擴散。世界在此之前幾乎從未見，像一九一四年所掀起的那場風暴，戰爭開打後驟復和平，卻又在一九三九年再次爆發。可怕的回憶與恐懼充斥在人們心中，因此當這些情緒受到點燃，邊境地區便遭戰爭席捲並釀成了一場大屠殺。
歐洲在重重困難中重建，並在他國的幫助下重獲主權，踏著蹣跚的步伐，衍生了一個「別再重蹈覆轍」的這個念頭。這句話代表了猶太人不允許大屠殺再次發生的決心，雖然將歐洲人視為一體時並不採用這句話，但這句話背後的想法卻影響這些國家的一舉一動，在兩次世界大戰三十一年中倖存下來的人還需要熬過冷戰時期，這段期間要「開戰或維持和平」，這個對他們生死攸關的決定權，落在莫斯科和華盛頓手中。在此之後歐洲並沒有值得開戰的事件，但冷戰威脅了歐洲不想重蹈覆轍的決心，歐洲繳出自己帝國的地位與霸權，甚至在某方面來說繳出歐洲的重要性，就為了不再經歷那段恐怖的時光，或活在冷戰時那種戰爭一觸即發的狀況。
這個抑制夢魘再次發生的機構就是歐洲聯盟，它的目的是將歐洲國家透過蓬勃商業貿易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如此一來就沒有任何國家有理由去打破和平，或對另一個國家感到害怕。諷刺的是歐洲國家好幾個世紀來，都不斷努力著要解放受到壓迫的國家，並且取得國家的主權以及自主決定權。即使透過歸謬法推論都已經看到結果會如何，它們仍不會放棄這個道德責任，這些國家的目標是所有國家都能維持自己的主權，並用沒有任何人可以奪走的方式限制住。歐洲聯盟的盟歌是貝多芬的快樂頌，洗去了這種諷刺。
對這世界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紛爭和戰爭是否已經真正從歐洲被排除，或這只是短暫且充滿誘惑的幻象。歐洲是世界最富庶繁榮的區域，整體的國內生產總值比美國還高，並與亞洲、中東和非洲接壤，另一場戰爭的開打，牽動的不只是歐洲，而是整個世界。關於歐洲是否已克服兩次大戰期間的戰火，還有他們能否消去千年之久的衝突的這個問題，正是所有對外來考量的核心重點。
這就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原因，就很多方面來說這個議題塑造了我的人生與觀念。我於一九四九年在匈牙利出生，而我的父母則分別出生於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四年；我的家人們不只經歷歐洲那充滿恐懼與害怕的三十一年，更經歷了那之後的餘波。我們離開歐洲是因為我的父母認為歐洲的靈魂已經嚴重墮落，雖然真正的面目能掩蓋一段時間，但是那個墮落的歐洲仍會再次出現。身為美國人，我處在其決定能牽動所有事物的環境；身為歐洲人，我則處在一個埋沒於歷史、其所作的決定不具意義的環境。身為一個美國人，我學會去對抗這個世界；身為歐洲人，我則學會去逃避它。對追求歐洲這片謎團的答案，來自於雙親在飯桌上的對話，以及他們夜晚在夢中的囈語。我自我認同的危機（使用自我認同也已經顯示了我有多麼融入美國人生活）是因為歐洲人對生活的態度和美國人如此大相逕庭所造成的。我既是美國人也是歐洲人，所以我到底是哪裡人？我將這些問題濃縮至一個，那就是歐洲是否已真正改變了，或者仍逃不過遭快樂頌嘲笑的命運。
年輕時因為想要盡可能的和這個問題對質，所以我選擇讀政治哲學。我認為人類處境最根本的問題是政治，它與社會息息相關；政治就是社會給予的義務、權力、敵人與朋友，哲學則對自然事物的剖析，它強迫你去質疑熟悉的事物，然後發現它其實是如此的陌生。對我來說，這就是理解問題的道路。但人生從就非如此簡單，在讀碩士的時候我主修德國哲學；身為一個猶太人，我想了解讓人們可以蓄意殘殺孩童的政策是為何而來，但在冷戰時期，我理解到先前的歐洲的問題，轉為蘇聯的問題，因此蘇聯對我人生的影響幾乎和德國對我的影響一樣深。卡爾．馬克思似乎是絕佳的切入點，且自從自稱為新左派（討厭史達林共產分子）崛起，我選擇要研究他們。
為此我數度返回歐洲並和歐洲的新左派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我想要了解這派的哲學家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安東尼奧．葛蘭西和赫伯特．馬爾庫塞，但是我沒有辦法待在圖書館裡做研究，外面有許多事情正在進行；更重要的是，新左派將在歷史留名，就某一小群的人來說，他們用相當嚴肅的方法試著了解世界，並找出改變的籌碼；對少數的人來來說，這便成了施加暴力的藉口和義務。
人們常常忘記，在一九七○年代至一九八○年代的歐洲變得越來越暴力，這種恐怖主義比日後的蓋達組織來得早。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出現了恐怖組織暗殺、綁架與炸毀房屋的行為，這種極左派的恐怖主義也存在於美國，只是較不盛行。這些少數團體相當吸引我，政治暴力在歐洲重新出現，這些行為的背後有時是代表階級鬥爭，但不全是如此。
當時傾向於朝敵人的膝蓋開槍使對方殘廢。我永遠都不懂讓一個人變成殘廢，而不是直接殺掉對方到底是仁慈或殘忍。對我來說這些人就是我觀察的對象，因為在我心中它們就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後繼者，這些人承接起道德義務，反對社會價值並開始做出可怕的事情。我認識了這群人中的一些人，我發現到他們也不真的期待自己能夠改變情況，他們的行為純粹只是要表達對所出生的世界的不滿，然後藐視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的領導者。那們在那群人中看到邪惡並將自己視為復仇者。
我花在這些人的時間使我常常不在家鄉，待在那個信心不斷成長，並認為過去已是過去的歐洲。我覺得就像癌細胞切除手術漏掉了些癌細胞，病情只要時機成熟就會再度復發；在一九九○年代時，歐洲的巴爾幹半島和高加索地區就爆發了戰爭，但歐洲認為這兩個地區不具有代表性，並認為新左派的恐怖分子並不適任；現今他們則認為新右派不適任。這個代表歐洲驕傲和自信心的論點或許是對的，但仍有待商討。
我們正在經歷歐洲的考驗；就如同所有人類的機構都經歷過的，歐洲正在經歷許多的問題，當中尤以經濟問題為主。歐洲聯盟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創造「和平與繁榮」，如果繁榮就此消散，或從某些國家中消失，和平又會如何呢？我注意到南歐幾個國家的失業率跟美國大蕭條時期的失業率相當，甚至更高這代表了什麼？
這就是這本書所要探討的，有部分就是關於歐洲例外論這個觀點。歐洲認為他們已經有了世界其他國家還沒學到，解決「和平與繁榮」這問題方法；這可能是真的，但仍有待商討。如果歐洲並非例外，且深陷問題當中，接下來有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問題將以三部分陳述。首先是為什麼全世界中是歐洲了解並改變了自己？這又是如何發生的？第二點是基於歐洲高度的文明，又是什麼造成在歐洲戰爭的兩次世界大戰的三十一年時光？這個原因又是從何而起？最後，當我們仔細思考過這些事情後，我們可以開始來思考歐洲的未來和可能的潛在衝突點。
如果歐洲已經克服歷史所留下的血淚，這將是個大消息。如果沒有，則是個更為重要的消息。就讓我們從思考在過去五百年來，身為歐洲人代表的意義開始談起吧！
＊本文選自《未來20年 歐洲變革大預測》，晨星出版。作者喬治．弗列德曼（George Friedman）為《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兼地理政治預測學家，曾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中預見了未來的趨勢（政治、科技、人口與文化）。在本書中，他將焦點放在歐洲——這個在世界上延續五百多年的文化重鎮上，審視這個地區最根本也最迷人的基礎文化，探索潛藏在表面之下並無疑地將再次引爆的「火藥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