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政府盡可能可以滿足每個被拆遷人的正當要求，提供各種生活便利，甚至照顧基律納人的感情需要，保留當地的一些古老建築。例如，一座曾獲選為「瑞典最美麗建築」的木制教堂，將被一磚一瓦地卸下來，然後在新址上原樣重裝。按照計畫，基律納的新市政廳要到2016年才能入住，新城將在2017年開張，整個遷城計畫可能要延續數十年才能完全結束。
◎ 「為民父母」，剝奪被拆遷人權利
這種步步為營按程式辦事的理性決策方式，可以說是務求完美無缺的「慢動作」。瑞典人的理念是：首先應該預測和討論拆遷中可能發生的所有風險和損失，盡可能找到解決或彌補的辦法，不能讓任何人的利益在這場大遷城中受到損害。
人道資本主義國家瑞典如此慢騰騰的拆遷，在中國官員看來，這簡直就是「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弊端」的一個典型例證。中國共產黨制度的優越性是：領導決定一切。中共官員要儘快出政績，要「大幹快上」出效率，絕不容許拆遷工程被干擾而長期拖延。
因此，大同的拆遷展現了令人驚愕的「耿氏速度」。2008年初耿彥波任大同市長，才三個月時間就展開了大規模的坼遷。除了耿市長本人豪情滿懷的個人意志之外，當地人民有沒有聆聽各類專家展開的公開辯論？有沒有大同人在媒體上反復討論拆城利弊？被拆遷人的困難和意見有沒有被政府一一聽取並解決？有沒有反對黨提出尖銳的質疑與否定、並經過議會各黨派的多次協商、論證與投票？
和中國各地的拆遷一樣，大同市的坼遷是以政府為主導，而被拆遷人作為利益的相對方，其正當的參與權則完全被剝奪。在瑞典，議會是權力決策機關，政府只是執行者。而大同市政府集權於一身，市政府既是「開發商」，又是主導者，兼「運動員」與「裁判員」等雙重角色，其他涉及利益的民間當事人無權置喙。
程序正義原則在耿彥波這樣的「好官」眼裡，似乎毫無意義。雖然耿市長吃苦耐勞幹實事，但他也和所有的共產黨官員一樣，習慣性地包辦一切，無視公民權利，代替公民思考決定。他們這些習慣於「為民作主」的父母官，不認為人民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參與決定城市的未來。
因此，在大同拆遷過程中，無論城市規劃還是城市建設，無論拆遷方案還是補償方案，被拆遷人幾乎被置於決策程式之外，只能焦急地等待市長頒佈指示。一些利益受損的民眾只能到處追著耿市長，苦苦哀求「好市長」給解決自己的困難。
不光是大同市政府不屑講程式正義，山西省委於2013年2月突然將耿彥波調任太原市，也是一個橫蠻無理的決定。就在被調離的半年之前，耿彥波還再次被大同市人大會議全票選為市長。當時，55歲的耿市長表示要再在大同幹完一屆，以完成自己鋪開的宏偉藍圖。然而人大「橡皮圖章」的選舉結果不如上級黨委的一紙命令，官大一級壓死人。沒有人對調離耿彥波一事做出正式的解釋，記錄片螢幕上只出現一行字幕：「誰也不知道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