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蘇宏達的貼文雖然論述不夠嚴謹，沒有把問題講清楚，但他其實已經直指問題的核心，這也是那些批評他的人沒有正面回應，或是刻意閃躲的。那就是，此次蘇啟誠處長自殺，包括其前因和後果，身為政治任命的駐日代表，謝長廷到底要不要負起政治責任? 畢竟，他的表現可能已經對執政黨造成傷害了。
駐外代表該承擔什麼責任？
「蘇宏達的論點錯在哪裡」一文中所提及的官僚文化和民眾的不合理要求，或許部分是事實，但這絕對不是謝長廷可以迴避政治責任的藉口。官僚文化是所有科層組織或多或少都存在的現象，科層運作需要規範和程序。這種對於可控性的追求勢必使科層運作變得制度化、例行化和趨於保守，也就是社會學大師韋伯所分析過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外交工作有其特殊性，稍有不慎，可能會造成國際衝突，或者至少影響到國家形象，損及國家利益。因此需要分層負責、小心控管。況且，有的外館距離遙遠，人員稀少，更是需要強調紀律和可控性，以免出事。如此一來，照章辦事、行事作風漸趨保守，也是可以預期的。官僚作風，當然有歷史或人為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制度使然，有其必要性。
至於所謂的「巨嬰刁民」，這的確是一種應該被檢討和改進的心態，但這種現象由來已久，過去歷任的政府即使處理的再不好，也沒聽說居然會逼死一個處長。基層外交人員被官僚體系所限制，以及被日常俗務和民眾不合理的要求所纏身，導致分身乏術、反應較慢，無法應對緊急或特殊的情況，這應該是事實。各辦事處平常都獨立運作，互不管轄，有自己的責任區，這應該也是事實。但這並不是說代表就不重要。相反的，代表的重要性在於，他必須判斷什麼時候是緊急或特殊的情況，如果出錯的話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所以必須突破例行常規，避開日常瑣事，集中資源優先處理。只有代表才有資格協調各辦事處，組織人力、集中資源，也只有代表能夠下這個政治判斷，以及承擔可能的後果和負政治責任。
當然，如果判斷準確的話，這個光環也通常是他一人獨享。至於如何判斷，判斷的依據是什麼，則牽涉到代表個人的政治考量和對國內政治運作的理解。這需要政治敏感度，更需要政治經驗，這是政治任命的好處。如果能夠以個人的政治資本擺平國內的質疑聲浪，那麼基層外交人員就可以不被政治干擾，能夠專注於涉外事務。簡言之，駐外代表的責任之一，就是判斷情勢，不時介入調整，甚至必要時出面抵擋政治砲火，保護自己的事務官同仁不被波及和影響，而能夠專注於外交工作。
事實上，自上任以來，謝長廷並不吝於做這樣的判斷，他不在乎引發爭議，也不畏懼政治攻擊。即使國內的質疑聲浪再大、政治干擾再多，他都能無動於衷，甚至還親自上陣反擊，教訓民眾和反對者。在今年初，針對是否進口日本「核災食品」的討論，面對諸如「髮夾彎」、「助日代表」的質疑和譏諷，謝長廷不但不為所動，反而心平氣和的教育民眾，他認為:「台灣號稱最尊重貿易自由、號稱最根據科學，但證明事實上是跟著意識形態在走，這樣是非常不好的」。在這件事情上，謝長廷並沒有說錯。批評聲浪所不滿的，主要是民進黨的政策髮夾彎和其高傲態度。但由於謝長廷立場堅定的回擊，相關的攻擊和討論都集中在他身上，並沒有波及任何事務官，而且時間久了也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