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垮下來、共產制度崩潰的時候，我在柏林。
蘇聯政權動搖、俄羅斯萬人示威的時候，我在莫斯科。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準備簽訂和平協定而舉世矚目的時候，我在加薩走廊和耶路撒冷。
蘇聯的軍隊最後一次從古巴撤軍，古巴因失去所有資源挹注以至於陷入近乎絕境而思考轉型的時候，我在哈瓦那。
好像冷戰終於結束了，好像和平終於到來了，好像自由和繁榮終於確定了，人人感動、歡欣。作夢也夢不到，三十年前這幾個讓全世界人心沸騰、熱淚盈眶且充滿期待的關鍵歷史轉折點，在三十年後，竟然走到今天的局面：
普丁入侵烏克蘭，爆發二戰後歐洲最大規模的陸戰。俄羅斯兵困民乏而烏克蘭家園盡毀。
戰後一直恐戰避武的德國，在西方各國的要求下劇增國防預算一千億歐元。國內右派勢力迅速強大，美俄之間的選邊站成為選票競爭的政治訴求，東西間諜開始重新在維也納活躍。
巴勒斯坦的激進派哈瑪斯發動了令人髮指的恐怖攻擊，而以色列對加薩走廊回報以滅絕式的摧毀，這次摧毀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維度，使得南非正式到海牙國際法庭控告以色列犯了「種族滅絕」的大罪。
這個罪名，使國際社會吃了一驚，因為，諷刺性太強大了。「種族滅絕」這個詞，一向讓人們想到的，是六百萬猶太人被殺的悲慘歷史。現在，猶太人被指控進行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
只有古巴，三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前蘇聯瓦解造成它的經濟大倒退，全民排隊買糧食、買雞蛋、買汽油。沒想到的是，三十年後，它的國民仍舊在每天花很多個小時排隊買糧食、買雞蛋、買汽油。
三十年前我所見證的，是長達五十年的冷戰的結束。今天我們所目睹的，是冷戰的死灰復燃，而且以漫天烽火的焦土方式。難道三十年前的抉擇和期待，都太天真了嗎？
一九九○年前後，蘇聯的結構已經岌岌可危，然而，是不是讓它瞬間瓦解，不是沒有辯論的。就以美國為例，布希總統身邊的兩個人，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國防部長錢尼主張盡一切力量加速蘇聯的崩潰，掌外交的貝克卻堅決反對，他認為，蘇聯手中有三萬五千個核武，散落在蘇聯各個地方，一旦蘇聯崩潰，這些核武將分別落入完全無法掌握的權力手中，非常可怕。
當美國高層還在辯論的時候，烏克蘭逕自訴諸獨立公投。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公投的結果是，百分之九十的投票者選擇獨立。在絕大多數地區，支持獨立的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在克里米亞，只有百分之五十四。克里米亞人的認同不同於主流的烏克蘭人，在這裡已有前兆。二○一四年，俄羅斯出兵佔領克里米亞。
對這樣的公投結果，當時的美國駐俄大使史特勞斯特別對華盛頓提醒：「整個一九九一年，對俄羅斯而言，最震撼的也許還不是共產主義的崩潰，而是烏克蘭的獨立。俄羅斯整個社會，不論什麼階層、什麼身分，都覺得，失去烏克蘭，他們失去的是他們自己的一部分，最貼身、貼心的一個部分。」
在這個舊秩序潰散而新秩序紛亂不清的時候，駐東柏林的蘇聯情報工作人員普丁從瓦解了的東柏林回到了動盪中的莫斯科，逐漸嶄露頭角而至掌握大權，他認為，蘇聯的瞬間瓦解是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倉促的解體，他說，使得兩千五百萬俄羅斯人，分散在各個前蘇聯國度，一覺醒來赫然發現自己已經成為少數民族。他在三十年後出兵烏克蘭，最容易的藉口之一就是，當地的俄羅斯同胞受到壓迫和歧視。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三十年前幾乎就要正式簽約，以巴相互承認，容許巴勒斯坦建國，同時巴勒斯坦停止恐攻，但是當全世界都在屏息期待的時候，以色列一個反對和談的年輕人槍殺了總理。三十年後回頭看，以巴的相互殺戮，三十年來，沒有一天停止過。
百萬人高舉拳頭呼喊而後柏林圍牆崩塌，我看見人們因為欣喜而淚流滿面。莫斯科二十萬人在軍隊可能開火的恐懼中上街示威，吶喊自由，吶喊的人一面喊一面哭。以色列穿著黑衣的母親們，每個週五聚集在街頭，一言不發，用靜默呼籲和平。
但是，在大家都以為和平有望的時候，希望就像個肥皂泡泡，色彩繽紛可愛，但是一吹就破。
為什麼人們當時對未來的樂觀和期待，對證三十年後的殘忍暴力，差距如此之巨大呢？
會不會是因為，在我們為某一種價值的肯定施放煙火、滿城歡騰的時候，我們忘記了一件事：在一個特定結構中，一部分人的獲得，往往是另一部分人的失去，某一種價值的肯定，往往是另一種價值的否定；三十年後，那些被我們忘記了、忽略了、甚至踩在腳下的人，緊抱著他慘痛失去了的價值，衝上前來，造成新的暴力？
之所以將三十年前走過歷史「現場」的文章重新整理出來，是希望，透過三十年的前後對照，新一代的人能體會，如果不認識過去走過的路，我們其實並沒有真的理解此刻正在發生的事情。所有的殘酷和暴力，都有來源，都有脈絡。多瞭解一點來源和脈絡，或許我們在抉擇的時候，可以更周全，更體恤，更有長程、宏觀的思慮。
＊作者為前文化部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這個動盪的世界》（時報出版）序文，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