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認識許博允開始，一直覺得他是民國綺麗男，長得俊俏，玉樹臨風，「居然」不是玩世不恭的紈絝子弟，也沒有變成高不可攀的豪門貴族。
他喜歡藝術、文學，學小提琴、作曲、玩圍棋，外加打高爾夫球，建國中學畢業後成為「拒絕聯考界」元祖，不唸大學了，最後成為作曲家。五陵年少爭纏頭，大可以過得逍遙自在，卻與長笛家太太大毛樊曼儂一手創辦「新象」，為1970-80年代的台灣打造了藝文新環境，1980年「新象」舉辦國際藝術節，這是台灣第一個，而且是由民間開辦的國際藝術節。
1970年代的國內外政治、社會與文化環境，許多政府單位都在調整步伐，教育部的藝文生態重新形塑，國際級劇場以及地方文化中心演藝廳的興建如雨後春筍，國際藝文交流日益增加；內政部原由一個科長主管的古蹟業務，像撒豆成兵一樣，擴散成廣闊的文化資產領域，剛成立的文建會也蓄勢待發，許多文化事務都以新面貌呈現，藝術行政也進入嶄新的階段，幕後有許多民間推手，當時許博允與大毛就一直是被諮詢的重要對象，畢竟他們的藝術展演與國際交流經驗太豐富了。
博允在當時高官巨賈名士雲集的場合顧盼自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經常主導話題，當時的文教高層或許不常看英俊小生型的名士，不但寬容而且藉以附庸風雅。某次某位教育部長私下召集聚會，都已經用過餐，開始討論議題了，才看到博允匆匆趕來，甫一坐下，就要吃碗牛肉麵，然後邊吃邊發表高見。這不是他深諳「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的道理，好像從小就看過日本天皇一樣，他與任何人互動，不會刻意去想有的沒的繁文縟節。博允的性格很難用一、兩句成語來形容，「不拘小節」？「赤子之心」？「率性白目」？「多才多藝」？合在一起，倒是在他身上約略可感受到，簡單說，就是真性情、不假仙，因為有這樣的自在自信兼白目，所以國際級藝術大師就這樣一個個應「新象」之邀來台灣了。
「新象」的辦公室很講究派頭，租的是市中心的整層大樓，還辦了《新象藝訊》週刊，整個事業體工作人員甚多，每個月開銷很大，他雖然繼承到豐碩的「祖公產」，但不夠「開」，一天到晚「傱」錢，還經常拖欠員工薪水，家族姑表兄弟姐妹都自動或被動地充當他的後援會；眾所周知的某位科技業大老闆表弟，三不五時就要出來「應援」，不談這種「兵團」級的救援，日前一位年紀相仿的旅美表兄述說的「遭遇」，最為傳神：
若干年前這位表哥剛從美國回來台北，沒幾天就巧遇表弟，表弟匆匆靠過來，很著急地問表哥：「快快！身上有沒有錢？」搞不清楚狀況的表哥問表弟，需要多少錢？「三十六萬！」「做什麼用？」「我邀請來的一個外國團體要回去沒有機票錢！」
表哥半開玩笑說：「我才剛到台北，你看到我，也沒問我什麼時候回來，就伸手要錢？」講歸講，表哥還是把身上的四十萬元，自己留了四萬，其餘全數交給表弟了。
雖然在「新象」做事待遇不會太高，月底領薪水，有時只收到老闆寫的「I owe you」，有些家境好的還常要借錢給他應急，但在「新象」工作仍為那個年代許多文藝青年所嚮往，待過「新象」的著名女性不知凡幾，大家對許博允的行事風格，多半能體諒，很多人也以待過「新象」為榮，視為人生職場的黃埔一期。
跟博允做朋友常有的經驗也是「疾疾如律令」，霹哩啪拉突然交辦你事件，彷彿做朋友就要有做柱子腳的自覺。
有一天深夜睡夢中，突然被博允電話吵醒，他要我隔天去蘭嶼洽談達悟族（當時稱雅美人）勇士舞與頭髮舞來台北演出事宜，「新象」秘書會拿機票到機場給我……，我好像吃「新象」頭路似的，隔天一早乖乖從台北搭飛機到台東，再轉到蘭嶼，住在蘭嶼國中方校長宿舍，然後跟達悟族朋友確定演出時間、場次與演出費，完成博允交付的使命。首屆國際藝術節我被交付的另一個任務，是當陳達表演時的舞台監督，負責讓陳達上下場及演出一切順利。對博允來說，朋友當柱仔腳，天經地義，他也是這樣熱心對待朋友。
2007年初紅衫軍號稱百萬倒扁氣勢最猖狂的時候，我正在文建會服務。某天會裡有個與國際交流相關的會議，由我自己主持，博允是被邀請與會的「專家學者」之一，議程進行中只見他一身紅衫姍姍來遲，同仁引導他坐定位，前一個人發言剛結束，他立即接著侃侃而談如何與中亞加強文化交流，講完走到我身邊，輕輕說一聲有事要先離開，我知道他要回「營」繼續倒扁！
他大概是紅衫軍副總指揮（或最高顧問），經常站在指揮車上，我相信他參加倒扁只是「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不像其他人包含太多的政治算計與個人利益。不過，藝術家混在一群政客裡頭，撐場面居多，我難以想像博允在百萬紅軍面前開口講話，可能還是談國家文化預算，不然就是如何邀請羅斯特洛波維奇來台灣演奏，或是他一手擘畫的國際藝術節，講這些不被群眾轟下台才怪。
我心想穿著紅衫的「叛軍」頭目，衣服也不換一下，就深入「政府軍」陣營，來去自如，「上馬殺敵，下馬草露布」，現在是文建會，如果總統府當時召開一個國際音樂節籌備會議，或舉辦本土歌謠創作比賽，並且邀請他，這傢伙照樣一襲紅衫，興致勃勃的受邀進府高談闊論。
這種事全世界大概只有許博允做得出來。
從年輕時代開始，許博允像甘樂一樣，每天公轉自轉，轉個不停，一手處理國際藝術交流大事，舉辦甚多開創性的表演節目，也常窩在漫畫出租店角落，咬手指甲看漫畫，或在電動玩具店打電動。他平常像花蝴蝶飛來飛去，今天還在台北街頭閒晃，過兩天可能在紐約發表高見，幾個時辰之後，又看到他在記者會介紹某位國際藝術家，平常像過動兒，卻也能在某個棋界盛會大擺棋譜，一坐十幾小時。
我倒也看到博允孤寂的一面，1970-90年台北藝文界常見的聚會形式，一是餐館裡大聲吆喝的酒黨型：整桌人划拳鬥酒，面紅耳赤；一是沙龍文青型：固定的一小群人定期在某人家裡唱歌吟詩，品茗喝紅酒，博允兩者都不是，我從沒看過他醉醺醺地瘋言瘋語，大毛說自從七歲喝酒被大人罰學狗爬後，就不敢開懷飲酒；我更不相信他會靜靜地跟朋友吟詩清談唱歌，因為他一在場就要主講，沒有人歡迎他參加，既不能當主講人，什麼文人雅集、名流沙龍他都索然無味了。
因為管的事太多、太雜，心有旁騖，把自己累壞了，樂曲創作受影響，健康也出了大問題，十幾年前做了一次超危險的心臟繞道外科手術，我去台大醫院探病，他穿著淡藍色的住院病人服，神采奕奕，談笑自若地解釋自己的身體狀況，因為太專業、也太複雜，我聽不懂，他隨即站起來，指著牆上的心臟圖，像臨床教學一樣，講解林醫師如何為他做這道手術，完全像醫師在談別的病人般的「客觀」。這場大病之後，家人強迫博允把新象「禪讓」給已能獨當一面的兒子，好好養病，好好作曲；對被「篡位」一事，他表面接受，私下卻打死不退，依然到處出巡，比以前更忙碌。
雖然出身名門，含金湯匙出生長大，我見識到的博允卻十分庶民，三年前某一天我在赤峰街小巷弄內吃「阿田麵」，博允從裡面衝出來，熱心地跟老闆介紹「這是我朋友」，老闆忙著做生意，來即是客，管誰是你朋友？這家小麵店最早是在圓環，離當年的許家很近，他從小就是常客，後來小麵店搬來赤峰街，他自己也數度搬家，還是會專程來吃這一味。我們吃完麵準備離去，他才要付帳，而且很得意地說：「別人都是先付帳，只有我吃完再付。」事先付跟吃完付，不是都要付嗎？這樣就樂不可支？
兩年多前他打電話給我要去國父紀念館看「新象」製作的一檔戲，一如往昔，看到他拿著一疊節目單在大廳，一下又在劇場內外飛來飛去，這是我熟悉的博允放鬆身心的自我療癒。
當晚深夜他打手機問我覺得戲怎麼樣，我直話直說，沒給太好的評價，他沒再說什麼……。我後來才知道，那兩、三年他已在為末期攝護腺癌做放療，個性一樣純真、熱情，只是那晚與他的通話我給的答案，感覺讓他有些失落。
最近一年多博允身體狀況變差，有人在臉書上po出幾張他近年拄枴杖、坐輪椅的照片，神情依然開朗，但面貌浮腫，心裡不禁湧上一股悲涼，畢竟我腦海中的博允，始終是英俊挺拔的樣子，如果要想像博允老年的樣子，我會想到年紀比他大一輪的米高肯恩（Michael Caine），這位曾被伊莉莎白二世封爵的英國演員年輕時，未必比有八分之一英國血統的博允好看呢！
博允的靈堂設在民權東路二段的某家會館，去給他上香時，大毛和兩個兒子都在，靈堂上擺放著可樂、水果牛奶和香蕉、棗子、芒果乾，都是小朋友食物，大毛說：博允每天都要吃香蕉，也喜歡鹹酸甜。不過，桌上倒也有幾張CD，桌下還有音響，播放作曲家「點」的歌曲。
上完香坐下來跟大毛談話，一旁的大兒子又在桌上增加了一盤，然後博杯問博允，一杯就允准，仔細看是烏魚子，這倒是「阿舍」的零食。大毛說：桌上擺的都是博允喜歡吃的水果、食物和飲料，每天都不一樣，還要博杯問他是否滿意。大毛還說，在會館擺設靈堂的第一餐就點「阿田麵」，真的是他從小吃到老的麵食。
後來來了幾位弔唁的朋友，上過香，默念致意之後，談到博允，沒有聽到很感傷的話語，反而都是他一些宇宙超級無敵的趣事，隱然感覺到一旁博允的笑談聲。
博允、大毛與他們的「新象」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致力藝文推廣與國際交流，那時的文建會還沒誕生，「新象」像民間的半個文建會，在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台灣藝文全面發展的年代，「新象」打通國內外藝術交流的任督二脈，讓台灣音樂與表演藝術與國際接軌，再安排國內本土節目也能登上世界舞台。
關鍵的年代做關鍵性的大事，永遠記得許博允風流瀟灑，縱橫藝文圈，浪漫無邪的年代。
＊作者為作家、舞台編劇、戲劇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