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五月大選結束巫統（ＵＭＮＯ）六十一年無間斷統治。這六十一年中的四十九年是巫統的「選舉性一黨制國家」，其開始與結束恰好是兩場「政治海嘯」（選票激烈轉向）。
在野陣營連四次訴求「兩線制」
一九六九年，第一場海嘯引發了一場暴亂，讓巫統得以藉緊急狀態，把原來脆弱的多黨制實質改為「一黨制」；九○年後，在野黨聯盟連續四次以建立「兩線制」（國民陣線與在野聯盟）做為訴求，終於推倒了巫統所領導的「國民陣線」。
馬來西亞在這三個政黨體系推移，其實是回應四六年解殖工程開始後浮現的國族問題。
解殖往往不是回歸到殖民地前的現狀，而是改造殖民地國家成新的主權國家。馬來西亞在官方論述中，是十五、十六世紀麻六甲蘇丹國的復辟，實際上是南中國海兩岸英屬東南亞的最大繼承國，另外兩個繼承國是新加坡和汶萊。
英國人在馬來西亞建立與擴大殖民地政權的一七七年間（一七八六年至一九六三年），其族裔與文化構成出現巨大改變，可分為三大類：一、馬來穆斯林，包含源自荷屬東印度、泰國南部、菲律賓南部、南亞、西亞各地的穆斯林移民，也包括本來不屬於馬來人的穆斯林土著；二、華裔與印度裔移民，絕大部分為非穆斯林；三、主要居於婆羅洲、一小部分居於西馬的非穆斯林土著／原住民，大部分是基督徒，少部分是泛靈信仰者。
大馬解殖與「一九四六年問題」
印度裔人口的移入與土著／原住民改信基督教，都是英國或英國人統治的結果。然而，華裔移入從事礦農業，卻在英國入主之前已蔚為風潮，是馬來蘇丹與貴族們發展經濟的結果，不過在英國入主後人數暴增。
當英國人在一九四六年開始策畫解殖時，多元社會在西馬就變成建構未來國家的龐大挑戰。英國人為了政治穩定，刻意把馬來平民排除於現代經濟之外，而華印裔移民反而占了先機。馬來人擔心獨立後會被華印裔邊緣化，因而以後者拒絕在宗教與語言上被同化，不讓後者取得公民權。
我把這個國族問題稱之為「一九四六年問題」：「公民可否相異而平等？」主要立場有三：一、是，平等不需要以同化為條件，此即一般少數族群所持立場；二、否，少數族群不同化就不能有完全平等，一般馬來民族主義者持此立場；三、否，少數族群決不能與穆斯林平起平坐，但是可以在與主流隔離的社區保持文化自主，乃穆斯林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一般馬來西亞人對此至今仍無共識。
馬來亞／馬來西亞最早的政黨體系（五七至六九年）要素之一是：各族組成「大聯盟」（grand coalition）一同執政。成功向英國人爭取獨立的聯盟（Alliance）有三成員：巫統、馬華公會（ＭＣＡ）、馬印國大黨（ＭＩＣ），分別代表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三個族群。
對於一九四六年問題，聯盟立場堪稱巧妙的中間派，在短期內是稍打折扣的「是」，給予華印裔公民權，但同時給予馬來人有限特權（公務員就業、教育機會、商業執照）；在長期卻是「否」：人民雖有宗教自由，但改信卻是通往伊斯蘭的單行道；華印裔母語學校雖得到政府津貼，但政府最終希望其自生自滅。
然而，聯盟這個妥協配套卻成為選舉包袱。因為族群光譜中間位置已被聯盟壟斷，後來興起的馬來人、非馬來人／華人為主的在野黨，就同時攻擊聯盟出賣馬來人與出賣非馬來人利益。
聯盟終於在六九年獨立後第三次大選馬失前蹄。
與一九六四年相較，聯盟在半島的得票率掉了九．九七％，馬來人在野黨得票率上升一○．○三％，而非馬來人在野黨得票率只增加○．○六％。用今天的語言來說，這是場「馬來海嘯」，然而一般人誤以為是「華人海嘯」，因為非馬來人／華人在野黨所贏獲的議席從六席暴增至二十五席，而馬來人在野黨（伊斯蘭黨）的議席則只從九席微增至十二席。在野黨在六四年時互相分散選票，到了六九年一對一與聯盟競爭，因而為選舉制度所獎勵。
民眾怕改變，巫統三十九年不倒
「華人海嘯」錯覺引發五一三族群暴亂，成為巫統改造政治體系並維持霸權關鍵。暴亂後，政府頒布近兩年的緊急狀態，暫停文官統治；而巫統少壯派也發動黨內政變，逼溫和的開國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下台，由副手敦拉薩（前首相納吉的父親）取代。
敦拉薩為回應不滿的馬來民意，在四六年問題上往「否」的方向移動，一方面通過「新經濟政策」（ＮＥＰ）擴大馬來人／土著的特權，另一方面以國文政策、國家文化政策，強化國家的「馬來人特質」。在政治上最重要措施則把聯盟改造成國陣，以收編在野黨，包括伊斯蘭黨，把馬來西亞變成有實無名的一黨制國家。
然而，最終伊斯蘭黨退出國陣，並在六一年開始以穆斯林民族主義對抗巫統的馬來民族主義，認為保留世俗憲法與英國普通法體系並非真正獨立，主張建立伊斯蘭國，至少要落實「固定刑罰」（Hudud）。
在「一黨制」 下，國陣外的在野黨受到打壓，無法與它公平競爭，國陣內盟黨間沒有明爭的管道，因而容易誘發暗鬥。其中關鍵正是「單一席次簡單多數制」（ＦＰＴＰ／ＳＭＰ）與永久性聯盟本質上的錯配。 一方面，選區一旦分配給盟黨，就幾乎變成它們私產；另一方面，由於各成員黨只能在有限選區上陣，候選人由中央調派，因而常發生黨中央空降親信、派系爭奪安全區等問題。選區不能保證由最強盟黨、候選人出線，最終導致國陣與選民脫節，而有五○九之大敗。
巫統政權能夠在六九年後維持三十九年不倒，是依賴馬來人與非馬來人對改變現狀的恐懼。馬來人害怕變天後會失去政治主導權和經濟特權，非馬來人則害怕變天會迎來第二次五一三暴亂。其間在野黨曾兩次組成統一陣線，在九○年、九九年挑戰馬哈迪領導的巫統都告失敗，原因在於只要馬來人、非馬來人其中一方有足夠的人怕換或怕亂就足夠。
措手不及，納吉沒做敗選準備
九九大選年，馬哈迪迫害安華激怒了過半馬來人，使他們放下了怕換的心理；華人卻因為九八年印尼發生排華暴亂而更怕亂。二○○八年海嘯會發生，正是前一屆大選時，國陣贏獲九一％國會多數，穩如泰山，因而讓馬來人不怕換、非馬來人也不怕亂。
○八年後沒有發生暴亂，讓非馬來人／華人不再因為恐懼而將部分選票留給國陣。然而，華人不怕亂加劇了一些馬來人怕換的恐懼，因而一三年時有馬來選票回流國陣。一八年，因為消費稅（ＧＳＴ）使馬來選民憤怒，而在野黨聯盟提名馬哈迪任相，則解除了馬來人對大權旁落的危機，讓馬來海嘯重來成為可能。
○四年，國陣在新首相阿都拉領軍下取得六四％選票、九一％席次。然而，這也讓執政聯盟要員認定政權屹立不倒，為了在內部脫穎而出而走偏鋒。與此同時，馬哈迪為主的馬來鷹派也大力攻擊阿都拉軟弱。結果，○七年下半年三場由律師公會、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Bersih）和興都教徒權益行動陣線（Hindraf）發起的示威，對政府的民望造成摧枯拉朽的破壞，為翌年三月的政治海嘯奠下基礎。
一八年是在野黨聯盟第四次以「兩線制」為訴求，召喚選民換政府，期待能有兩個大黨交替執政，趨中競爭，避免一黨獨大的專制和腐敗。
一八年大選，納吉之所以完全沒有敗選的準備，根本原因是他成功以支持伊斯蘭黨在吉蘭丹州實施一部分Hudud刑罰為餌，使○八年選後成立的在野人民聯盟（民聯，ＰＲ）在一五年瓦解，並寄望伊斯蘭黨夾攻其他在野黨所重組的「希望聯盟」（希盟）。
１ＭＤＢ為「海嘯」提供強風
然而，１ＭＤＢ（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醜聞變成國際新聞頭條，讓馬哈迪在黨內推翻納吉不果後，率領被納吉開除的數位高層成立土著團結黨 （ＰＰＢＭ），並加入隨後領導希盟。
民主行動黨的策略家劉鎮東首先在一五年提出「馬來海嘯」論述，認為納吉民望探底，馬來人已興起反風。馬來海嘯要有實效，出走的馬來人選票必須足夠集中在希盟或伊斯蘭黨上，才能夠重挫巫統。因此，馬來海嘯其實是馬哈迪（馬來民族主義老帥）與伊斯蘭黨（穆斯林民族主義者）的對決，決定巫統能否藉後者分散馬來選票而存活。
大選結果巫統兵敗如山倒，但希盟只是在半島西海岸得益，在吉蘭丹與登嘉樓兩州全軍覆沒，這兩州的國會議席由伊斯蘭黨與巫統瓜分，州政權則落入伊斯蘭黨手中。這說明馬來海嘯不盡然是馬哈迪海嘯，而更多是ＧＳＴ海嘯。但馬哈迪出任首相的安排，緩解了馬來人摒棄巫統的顧慮。
國陣在半島的非馬來政黨潰不成軍，讓國陣基本上淪為半島巫統、砂拉越國陣與沙巴國陣三大區塊。缺乏中央執政資源的誘因，讓國陣各成員黨沒有共患難的基礎。對國陣最大打擊是六月十二日砂拉越國陣宣布脫離，在聯邦支持希盟。國陣的國會議席只剩五十七席，最終可能只剩下巫統在半島的四十六席。
若最終巫統議員也跳槽加入土著團結黨或公正黨，那麼伊斯蘭黨將能吸納其殘部，崛起成為半島甚至全國最大在野黨。而希盟與伊斯蘭黨兩黨之爭，無可避免將集中在伊斯蘭化與馬來民族主導權上，則希盟恐怕要在多元路線與維持馬來選票上做一選擇。
馬來西亞可能出現的兩種局面是：極端與溫和對決的區域性兩黨制，或者國陣式大聯盟的再現。兩線制做為政治動員的論述，讓在野黨取得正當性，但做為政治體制的改造藍圖似乎是死路。
回顧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拉薩的一黨制不利多元社會，不會有趨中競爭；而在野黨的兩線制罔顧ＦＰＴＰ和多元／兩極社會錯配，結果是變天失敗，在野黨聯盟就瓦解；若變天成功，則執政黨瓦解。如今，馬來西亞人或應重新檢視最適合其分裂社會的政治體制。
多黨制是馬國民主轉型關鍵
避免族群／宗派政黨為患，或許需要採行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不會消滅激進政黨，卻可確保它們無法因一時選情變化而坐大。比例代表制會允許非族群／宗派政黨取得席次，避免選民依族群／宗教集結。而多黨林立進一步逼使政黨在選舉前後結盟，輔以適當誘因，或能減低政黨對立。
如何不讓多黨制造成政治激化與不穩定，可將高度集中在聯邦的權力下放至州，並恢復地方政府選舉，製造更多競逐行政權力、締結選後聯盟的機會。從德國經驗看，若主要政黨對國家的基本架構有一定共識，分享「中間」，聯手排斥極端政黨分享權力，行政權力就可以變成誘發溫和路線的利器。
從變天也無法落實的「兩線制」到「多黨制」，是馬來西亞民主轉型後最重要的功課。（本文作者為檳州研究院研究員）
➤更多內容請看新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