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文化命定論」一刊出，後來成為南韓總統的金大中馬上在下一期的《外交事務》撰文反駁李光耀，提醒大家比起英國的約翰洛克提出社會契約論早二千年，中國的孟子就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了。在《新加坡雙語之路》李光耀說：從政治選票的立場而言，要輕取最多數支持，只要以華語作為第一語言就可以了，但這樣國家會分裂，也難以令小城邦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因此他堅持雙語政策，「雖千萬人，吾往矣」。李光耀堅信自己向來都以民眾和社稷為重，他的思想中壓根兒就不包括「聞誅一夫紂矣」的畏懼。與此同時，他也從來沒有誇稱自己建立了柏拉圖式的烏托邦，那只是Gardels和Plate等人的說法；半個世紀以來大部分時間經濟高速增長，政治穩定，社會衝突不多，民眾認同感高，就是李光耀一生力所能及為新加坡小城邦建構的此時此處此模樣。假如金大中和其他亞洲朋友對李光耀不以為然，是從民本主義出發，而不是洛克的社約論思想，那麼用工具理性去檢討李光耀的民本主義成績表，平心而論，能不算名列前茅？西方模式有多大把握足以超越？還是大家捫心自問，有多少民眾願意放棄（至少犧牲一部分）上述「新加坡模式」的成績表，來換取社約論強調的天賦人權（民主的內在價值）、政權民授（民主的程序公義）？
看看篇首的說話，作為英殖治下一位反對派領袖，32歲的李光耀何嘗不也曾經是好些洛克思想的支持者？讀他那一疊訪談錄、回憶錄，多少可以了解他怎樣變成後來的李光耀。但也許更為有趣的是，在月旦李光耀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是真的認為他應該堅持「洛克」下去？又有多少人其實是遺憾他不夠「柏拉圖」，甚至還不夠「馬基維利」？
責編：李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