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從「拔管案」談起吧，畢竟為了這個案子，台灣又折了兩位教育部長。為此，筆者真的想說的是，不論台大此番校長遴選的結果如何（插管或拔管？），從管中閔的資格爭議與政治惡鬥，到潘文忠與吳茂昆兩位部長的下台，我們看到的是整個台灣的大學教育都已經病危了！（是以筆者喟嘆：不論是插管還是拔管，大概都已經無濟於事了）
何以如此悲觀？因為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雖然眾說紛紜且各有立場，但總不脫在「大學自治」、「校長遴選辦法」、「兼職同意」與「利益迴避」等議題上打轉，可是究竟有多少人看到大學教育中最可貴的學術自由？根據《大學法》第1條第2項「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以及在大法官釋字第380號解釋中明確指出：「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等事項。」雖說有了大學自治，才有了大學自主的各種辦法，例如校長遴選、學生自治、校務會議、三級三審…等辦法，但是大學自治並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目的，它其實是為了實現學術自由的過程或方法而已！換言之，目前所有關於大學自治的爭議，都是必須建立在學術自由的目標下，才得以成立的。
1806年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戰敗，雖然當時德國的社會亟待富國強兵的良策，且全國上下均渴望能有一位中興聖主帶領他們走出戰敗的陰霾（相形之下，一戰過後的戰敗國德國，果真將此希望投射於希特勒身上，而引發後續無窮的災禍），但是時任普魯士文化部長的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 1767-1835)卻看到唯有自由的學術，才能讓德國從戰敗中興起，他在1810年設立柏林大學，並首創以學術自由作為大學發展的研究基礎。延續至今，以追求真理的學術自由環境，成了現代大學的核心概念。例如，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這樣以專業技術為訴求的大學，它的校訓仍是「真理將使你自由」（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更不用說哈佛大學的校訓就是「Veritas」（真理的拉丁文）。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西方大學體系近兩百年來的發展，雖然其間也經歷過許多磨難與考驗，譬如一、二次世界大戰或經濟大蕭條，可是它們非但沒有因此萎縮，反倒是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危機，逐步革新弊端、擴展大學的功能與定位，並且每每在社會急難之際，提供平日裡因著自由的學術風氣所培養的厚實思想，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的最後基石。反觀台灣，近二十年來區區一個少子化的衝擊，卻是讓推行近百年的大學教育硬生生地被打回原形，更讓各大學在惡性競爭中醜態畢露。為何？實在是台灣的大學教育從來就不是以學術自由為目標，而是永無止境地為政治或經濟服務的結果啊！
至此，「拔管案」還是我們當前急需關切的重大事件嗎？如同筆者在文章一開始說的：不論是插管還是拔管，整個台灣的大學教育早已經病危了！
從大處宏觀角度看，近兩年來台灣學術界三大龍頭相繼失守於學術倫理、利益迴避、政治干預等情事，從前中研院長翁啓惠、台大前校長楊泮池、到剛剛辭職下台的吳茂昆，哪一個不是弊案纏身？然後，我們再細部地看看各大學的醜態，從國立大學與財團之間的各種利益掛勾，到私立大學為招生與生存的各種不擇手段的技倆。筆者認為：當我們還在為「教育部能干涉大學自治嗎？」、「大學自治該授予大學校長或董事會更大的權力嗎？」或是「就算是民主合議制（例如三級三審），那就可以多數決議方式，把大學商品化，拍賣各項研究專利與教學成果嗎？」之類的問題爭吵不休時，沒有了學術自由作為理想的大學教育，我們到底有什麼資格談大學自治？因為政治干預教育從來就不曾止歇過、因為國立大學各級議會早淪為各方派系利益角力的戰場、因為私立大學董事會或校長土皇帝心態依舊高熾、因為少子化市場導向已經讓大學變成惡性競爭與虛偽造假的場所……，更因為我們全體國人的冷漠與放縱。
上述所論，在在都警告著我們：台灣的大學教育早已沈淪崩壞，我們現在就像站在懸崖邊，而且一腳騰空正步向那虛空處一樣，下一秒便是死無葬身之所的境地。這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暫停腳步，好好地思考台灣的未來嗎？
曾經有位擔任過教育部次長的長輩告訴過我：「政治是一種妥協的智慧。」他的意思是：當你在某一個職務上時，就必須為這個職務負責，它不容許我們太過理想化。筆者猶記得，當時這位長輩那份和煦微笑的臉孔，充滿對晚輩的我的關愛，這種扮演智慧老人、心靈導師的方式，似乎暗示著我們凡是年紀大、閱歷多、或職位高的人，他們說出來的話一定有道理，如果你不懂就代表你沒有這個智慧。但是，當時的我卻有一個深切的疑問：究竟是我沒有智慧體會長者的深意？還是台灣的教育就是在這些層層疊疊的妥協智慧中變成現在這樣？
在探尋真理過程、學術探討的思辨、在公眾事務議題、在社會正義的實踐中，我們難道不該以自由與平等的姿態，集思廣義地共同探索與思考這些問題嗎？哥倫比亞大學曾有一篇研究報告，它指出在一般的團隊行動中，階級制度的分工有助於提高效率，但若是重大決策時，階級制度反而有害於結果。研究針對56個國家，5000多團，共30000多名喜馬拉雅山登山者調查，結果發現：登山者如果來自重視階級文化的國家(例如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則比較容易在喜馬拉雅山喪命。因為重視階級的國家與文化，決策一般由上而下，即使在面對緊急情況，也不會開口警告或提醒領隊，這些登山者保持沉默以維持階級秩序，但卻反而陷於危及生命的高風險中。顯見，如果環境劇烈變化，我們得隨機應變，此時團隊中每一個人的觀點都很重要，然而階級卻可能讓人緘口不言。
可是，如何有效發揮階級制度的效率，且又能避免因決策者的失誤所引發的重大危害？繼吳茂昆之後，台灣還是會有下一任的教育部長，而他或她所面臨的是，仍然是一樣的問題：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新任教長需要的是智慧還是妥協？
就像一位社會學界的前輩曾語重心長地說過一句話：「是誰在篆刻台灣高教的墓誌銘？」他觀察到了台灣整體學術水準正因為諸多結構性因素的扭曲，而愈益向下沉淪、趨於崩壞。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的教育部及科技部官員迷信新管理主義，用競爭型獎補助的方式，再搭配上各式績效評鑑，讓原本多元、深邃的大學學術生命力，全面性地被量化數字和指標所扼殺。再加上這二十多年來，這兩個部會更換過無數的部長、次長和司長，每一任的任期都不長，但他們都急著在短暫的任期中，提出大而無當、誇耀功績的計畫，然後繼任者又無心於賡續前任的政策，而不斷地再提出另一個好大喜功的新計畫，如此週而復始地消耗每年得來不易的教育和研究預算。最後，這樣缺乏永續性的政策當然不會真正札根於基礎教育和研究，且更衍生出各式各樣光怪陸離的教育亂象。
台灣的大學教育，從來就不缺一位又一位的新教長以其提出一套又一套的新計畫與新政策。或許我們真正需要的，只不過是一位真正能尊重學術自由，並能發決心捍衛這份自由的教長而已啊！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