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隱》2000年在台灣出版後，我曾如此回答某報副刊編輯一個提問，「至於是否可能把『燕子李三』這類型人物移到二十一世紀，使中國的想像空間出現一位當代遊俠，我認為絕對可能。這是一個仍在尋找作家的好題材。」
馬：您一直在關注國際大都會的演變，放在和台北、上海、北京的比較視野裏，您覺得哪些是定義紐約的關鍵字？為什麼？
張北海：國際大都會有很多共同之處，如果要我用一個名詞來界定紐約，那多半是當年荷蘭留給紐約後代的遺產——「容忍」。
馬：紐約的氣質也是在變化的吧？您說過，1960年代有它的陰和陽，陰陽兩方面有一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在以桑塔格為代表那批紐約知識份子凋零的今天，還在嗎？
張北海：我不敢說，那是距離我很遠的知識界。今天肯定是有繼承者，但很難會享有當年那些知識精英所享有的專有名詞稱呼「紐約知識份子」（New York Intellectuals）。
上海書評：1960年代到1990年代，出現在紐約蘇荷區的人，今天在文藝領域，都頗有影響力：韓湘寧、夏陽、林懷民、陳丹青、羅大佑、李安……這個時段，有沒有形成像Bloomsbury那樣的「紐約華人文化圈」？
張北海：沒有。在不減損當年紐約蘇荷那些華人藝術家朋友的成績和成就的前提下，再看Bloomsbury group，男性成員幾乎都是劍橋出身，都是社會中上階層精英，有些還有爵位。作家小說家就有Leonard Woolf及夫人Virginia Woolf，歷史學家Lytton Strachey，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藝術家Vanessa Bell等，不是大師也是名家，都有影響極深遠的著作和創作。
如果要在紐約找一個類似的群體，我看只有Susan Sontag所屬的二十世紀中的「紐約知識份子」。
至於「蘇荷時代」，我也只能稱之為一個短暫的「蘇荷現象」，而就連這個「現象」，今天都難以再現。
馬：您曾以大事記的方法寫過1970年代的美國，今天如果用這種方法寫近十年的紐約，會怎麼寫？
張北海：我那時還不算太老，才有那份心境，而今天，又老了好幾十歲不說，二十一世紀可是從一個恐怖慘痛的「9·11」開始，很難再有輕鬆好玩的心情了。
馬：套用出版社宣傳語的那個「張北海你無法複製」的敍事結構，您出生時的懷錶是張自忠送的，您是北京美國學校小學部最後一屆畢業生，台北美國學校初中部第一屆畢業生，高三到大一又跟著葉嘉瑩先生學中文。您那會兒的美國學校和今天的國際學校像嗎？這段「只有一個半人有過共同經驗」的受教育經歷對您的影響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