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為愛獻身行動？」是台大地下刊物《自由之愛》的發刊詞標題。一九八六年發行的《自由之愛》不理會學校既有的審稿制度，直接挑戰校方權威，搭配肥皂箱演講、校園遊行，發起「大學改良芻議」連署。當時台灣尚未解嚴，但校園民主化的鐘響就先在台大校園裡傳開。
三十年前，大學自治烈火延燒
作家南方朔形容：「一九八○年代正是一切沉寂都開始飆颺起來的時刻。」台大大學論壇社學生所組成的「五人小組」在八一年積極推動原本由學生代表互選的代聯會主席改為全校普選，事後遭校方記過處分，為八○年代台大學運首先發難。
當時就讀政治系的李文忠在八六年因支持代聯會普選而遭退學；同年，大學新聞社（以下簡稱大新社）出版的《大學新聞》披露國民黨介入校園選舉，校方以新聞報導未送審為由，要求停社一年，社團幹部都被記過處分，催生了突破審稿制度的《自由之愛》。
當時就讀政治系的吳介民形容：「那個暑假前後經歷的事情密度太高了，真是一個發燒狂飆的夏天。」大學自治的烈火一直延燒，八七年五月十一日，「自由之愛」發起「台大學生日」，在校內進行遊行短講。隔年，代聯會改為學生會，學生會長由學生直接選舉產生。
到底當年台大這場學運為什麼發生？爭取什麼？和今天在傅鐘前的「新五四運動」有何不同？本刊訪問位當年四位重要參與者，聽聽他們怎麼看三十年前後兩場發生在台大校園的運動。這四位是王增齊、吳介民、林正修與鄭麗文。
吳介民大學時期參與大新社，在八六年暑假就與跨校社團組成「杜邦事件調查團」，到鹿港進行訪調，這是第一次有大學生主動接觸社會群眾，開啟校園與社會的連結。八六年的自由之夏，也為九○年代的社會運動奠定基礎。
他們看三十年後豎起的自由大旗
大新社是台大學生自治行動的交集，比吳介民稍長的醫學系學生王增齊也曾參與其中。《台大醫訊》形容他像是校園裡的癌細胞，在地上滲透代聯會，出版《醫訊》、《大學新聞》等校園刊物，同時也與地下祕密組織者結識，一起發放傳單、噴漆，表達社會改革的訴求。
一樣參與大新社、投入自由之愛行動的還有哲學系學生林正修，他在畢業後考上台大城鄉所，跟著教授夏鑄九一起參與八九年的無殼蝸牛運動，後來成為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的民政局長。
活躍於大學論壇社的鄭麗文雖然最為年輕，但也趕上校內學生運動的浪潮，和其他學運世代一樣，大學畢業後就加入民進黨，不過，她在陳水扁總統任內與民進黨決裂，最後投入國民黨，在馬政府時期擔任行政院發言人。
三十年過去了，挺管人士也打著大學自主的大旗，要聲援被駁回聘任的台大校長管中閔，新五四運動敲響大學自治的警鐘，是大學從未自主，抑或是大學自治變了調，和平堅忍的鐘聲是否依然在校園中迴盪？
一九八○年代爭學生自治， 是為了突破「特別權力關係」
吳介民在「自由之愛」遊行後，被台大以「聚眾滋事」記過處分。他指出，八○年代的校園中還存在「特別權力關係」，學校與學生之間有管理與服從的義務，發行校園刊物、舉辦社團活動都必須要經過審查，校內有國民黨成立的孔知忠黨部、親國民黨學生組成的覺民學會，以及隸屬於調查局的人二室，黨國一體，形成嚴密的監視系統。
所謂「特別權力關係」是指學校當局對學生擁有命令權、懲戒權等概括性權力，學生只能接受學校支配，而且沒有任何申訴救濟機會。
三十年前，目標要黨政軍退出校園
當年就讀醫學系的王增齊，除了是五人小組成員之一，校內校外抗爭驗豐富，包括參援八六年台大李文忠事件。
王增齊認為，當初爭取校園自治是因國民黨設了很多鐵絲網在圍堵自由，他們手無寸鐵，只能用肉身去撞出裂縫，裂縫裡面才可以看到亮光，有亮光才會有希望，有希望才活得下去。
「當時大學自治的目標就是要黨政軍退出校園。」同樣參與「自由之愛」的前台北市民政局長林正修認為，現在談的「大學自治」與三十年前的時空脈絡完全不一樣，壓制校園行動的是政黨，而非政府。
如今大學已經是公民社會中特殊的自治體，國家只要依法而治即可。
吳介民認為，管案的關鍵不是大學自治與否，而是被遴選人與遴委之間的利益迴避關係是否違法，教育部只要做出適法性解釋就好。
他反而認為台大行政單位此刻才是真正自失立場，因台大總務處於新五四運動當天下午發信給全校師生，只規畫開放鹿鳴廣場、大學廣場靠傅園側做為意見表達區，除黃絲帶被認為象徵「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可以保留之外。要求原本掛在校園內的各式意見表達物全數拆下。
主張大學自治，就該自由開放
吳介民認為，既然是主張大學自治，那就應該自由開放，學生愛貼什麼就貼什麼，讓校園百花齊放。威權時期校園作為威權體制的統治工具與打手，今昔相比，台大校方的作為簡直是啼笑皆非。他認為這和三十年前孫震擔任校長時期的作法沒什麼兩樣，更別提大學自主。
新五四運動高喊「大學自治」，是否能再次召喚學生？
王增齊認為，當時學生自治運動在地下化時期就積累很多能量，而今天傅鐘前的運動現場就好像國民黨最後政治棲息地，事後看來大部分同學也保持觀望，綜觀參與人員年齡，反而變成「老人運動」。
「國民黨成為徹底失敗的文明，還是沒有與社會接地氣的政治判斷，也沒有社會公信力，資訊時代學生也不易被煽動，所以號召不到人。」王增齊說道。
王增齊引史學家劉仲敬之言：「路線的失敗就是最根本的失敗。」他認為，國民黨曾有機會做十八世紀的普魯士，用新規則、新價值、開放自由容忍，異軍突起。但他們走錯了路就會像一縷青煙注定消失。
「自由之愛」奠定的大學改革衝破威權體制，持續催生了其他社會實踐。國民黨也能舉著「大學自治」的纛旗要教育部不介入管案嗎？
同樣在「自由之愛」遊行隊伍中的前行政院發言人鄭麗文認為，當初就是爭取學生自治、學術及教學自由，拒絕教育部介入，但教育部今天粗魯的拔管作為就是政治力介入校園。
應先讓管中閔就任校長？
鄭麗文甚至批評，拔管事件讓二十多年來爭取的大學自治成果一夕間倒退，即使管中閔就任獨董過程被質疑，但遴選辦法並無相關限制。
她說，只要遴選過程完全合法，教育部就不應公然踐踏大學自治，應先讓管中閔先就任校長，若後續調查管中閔真的依法不能擔任公立大學校長，才可讓管下台。
鄭麗文強調，上市公司需依法聘任獨立董事，以保障公眾利益，管中閔就任獨董是為監督台灣大，沒有利益迴避問題，質疑
者根本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就質疑管中閔有道德問題。
她再次表示，遴選辦法是否需檢討跟核准管中閔就任台大本來就是兩回事，管就是符合遴選規定。
國家走了、資本來了，大學依然民主自治嗎？
教育部以遴委會與管中閔之間具有重大經濟法律利益迴避適法的疑慮，駁回遴委會的決定。
吳介民分析，時至今日，隨著台灣民主化發展，大學雖免於國家壓迫，但可能遭受到資本滲透。
王增齊表示，拔管事件更像操作失敗的商業事件，遴選委員會就像諸侯要瓜分資源，形成恐怖平衡，其中有廣達、台灣大、元大證券的勢力。
宛如聚寶盆，企業搶入學校
王增齊解釋，大學教授有「開金庫」的鑰匙，企業都會想在校園實驗階段就搶進，因為市場化以後，利潤是千萬倍計，尤其是醫學、理工及財金部門。學校就宛如聚寶盆，因此企業也會想爭取從幕後操控校長人選，這是高明的商業行為，但此次卻布局失誤。
鄭麗文則反駁，全世界大學都需要校友捐款，提升教學品質，大學校長的募款能力本來就很重要，牛津大學曾想找前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當校長，就是因柯林頓可跟企業募款。
但王增齊也強調，大學當然會接受捐款，但台大卻不如劍橋等名校對捐款有嚴格審查，也要求不能有附加提件。
管中閔於六日發表的聲明中提到，民間需要抗拒「吃銅吃鐵，跑馬圈地」的新型黨國資本主義，林正修認為這是賣弄文詞。
林正修認為大學中可以存在政黨，也可以互相在校長遴選過程中角力，影響結果；但現今藍綠兩黨都不正面對決，只想要糜爛戰場，開啟很多戰線，只想攻擊對手，互掐脖子，但不完全沒有溝通的誠意，最後陷入一種囚犯困境。
林正修認為，若一切合法，教育部就應准予聘任；若真的有違法，應該明確指出哪裡有問題，甚至可以解散遴選委員會，而不是現在只做了一半，這樣讓管中閔昇華成一個更有政治聲望的人，對他的刁難成為幫他加冕的過程，挺管與卡管的爭議若持續發展下去，台大不會因此誕生出一個適格的校長。
林正修也提醒，現在雖然稱不上「台灣退步三十年」，但民主並不是達到之後就不會倒退，進步的路徑往往是曲折的，需要持續摸索與實踐，也得負擔巨大的成本。
自由與愛真的是一條永不回頭的路嗎？大學自治的道路恐怕還是崎嶇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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