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文白之爭又起，熱鬧過後，問題依舊。文白之爭，彼此意見迥異，看似爭鋒相對，實則兩方各為爭持而引喤，自唱抒懷，並無交鋒。既乏互相詰問駁難，自無「真理愈辯愈明」。從而擬由雙方歧議中，折中出精華，好理曉文言和白話的錯綜關係，進而融會貫通國語文學習之道，戛戛乎而莫得焉。更糟的是，雙方所展現的論述姿態，均難脫「不講理」嫌疑。
文白之爭，一世紀以來，從未消停。有道是：「語言的問題從來不曾是單純的語言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文化的問題茲事體大，而且牽涉個人對於文化的情感認同與價值取捨，易鬧意氣。回顧一世紀以來的相關爭論，便時見意氣之爭，竟而演變成無謂之爭。感嘆萬端，是歷史不能給人教訓，還是有人不願受教訓？文白爭論諸般現象，值得了解；其中的教訓意義，應當謹記。
西元1917年元月，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登出26歲青年胡適寫的〈文學改良芻議〉。雖然標題「溫和而謙虛」，實則意在張揚文學革命旗幟，強調「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接著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公然宣示「高張『文學革命』大旗」，聲援胡適。也正式發動中國現代史上，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
白話文推廣在1919年五四運動後，如胡適說的，「真有『一日千里』之勢」，白話文成為全國通用書面語。而原先盤根錯結，根深葉茂的文言文，兩千多年來，一直是最主要的文化傳承媒材。如今面對白話文的挑戰，竟似摧枯拉朽般，毫無招架之力。當時一心捍衛古文的林紓，只能不甘心說：「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
早有人提倡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1898年《無錫白話報》創刊，主編裘廷梁就呼籲「崇白話而廢文言」。他說：「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見解相若者，不乏其人。用言論提倡白話文外，有人辦起白話報刊。自1897年至五四前夕，中國各地刊行過的白話報刊，多達一百七十餘種，猗歟盛哉！
白話報刊紛起，卻未能使白話文推行開來。原因多樣，本文無法細究，僅就語文層面相關的一點來說。那些白話報刊，許多其實是方言報，流行範圍受侷限。使用方言能達到言文合一效果，看似方便，卻未能顧及書面語有規範口語的作用。加上近代新文明不斷有新概念生成，衍生新詞語，書面語應具備什麼條件方能順應時代之變，時人缺乏了解。
白話文運動以古白話為基礎，融匯文言、口語、方言中有生命的語言。既能靈活書寫表達意思，又具開放性，能吸納層出不窮的新詞語。同時間還有國語運動在進行，其旨在規範及確立國民共同標準語。兩運動相配合，相輔相成。胡適就鼓吹「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強調「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至今仍有許多人不明白，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而已，還以為文白之間，說切割就切割。或者以本土立場，刻意抬舉方言地位。
白話文不特證明是創作新文學的利器，更是傳播新思想的有力媒介，給老大的中國帶來文化新氣象。白話文運動屬新文化運動一層，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卻不時出現和其所宣傳的理念相牴觸的現象。例如，胡適信奉實驗主義，實驗主義反對教條，認為真理「不過是人造的假設」，主張「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對於提倡白話文，胡適表示，態度「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的態度則不然，他認為「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新青年》創刊號上，陳獨秀就宣揚民主、科學的觀念，如今態度全然矛盾。民主的前提是「講道理」，願意傾聽少數的聲音，如少數說得有理，則願意被說服而改變自己原想法。科學的前提是「重證據」，證據須經得起檢驗。陳獨秀沒搞清楚，他和胡適提倡白話文固然方向正確，但主要基於信念。至於他們信以為真的那些理由，不無可議之處。如胡適說：「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隨即更急進表示，文言文「已不止是半死，事實已全死了……文言文的文法也是個死文字的文法。」對於胡適的見解，熟悉胡適的唐德剛就說，這是胡適沒有完全「證實」的「假設」。
胡適的「假設」對不對呢？他自己給了答案。1918年他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白話文學，「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若文言已死，如何補助白話文呢？胡適晚年，在一次談話時說：「我的文章寫通的原因，是從《論語》、《孟子》裡讀通的。」他告訴人，「應該熟讀《論語》，把《論語》讀得熟透了，文章自會寫通的。」如文言已死，怎麼幫白話文寫通呢？把未經證實的想法當信念，再將信念作事實，不只陳胡二人而已，而是那個時代不少人的通病。致病因由，唐德剛說：「大家都歡喜思而不學地作大假設，下大結論。事實上那時我國的『現代學術』尚未萌芽……還不足以支持那樣大的結論。」可他們不自知，據想當然行事，有的結果不幸事與願違。
如馬建忠，他寫成中國首部系統文法書《馬氏文通》，目的就為提高語文學習效果。他說：「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他自信不疑，以為提供一條捷徑。一百年過去，中國的語文教育水準卻無提升，還赫然發現，文法對母語學習沒什麼大用處，連學習古文都一樣。讀古文的問題，語言學家王力說：「主要是詞彙的問題，語法的關係不大，因為語法富於穩定性，古今語法的差別是不大的。」《馬氏文通》的功用，恰如孫中山所說：「雖足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為初學者之津梁也。」
白話文解決「語言與文字離」現象，有人想進一步改革文字，從「根本」解決國力衰弱問題。清末民初時的中國，國家貧弱。檢討所以貧弱原因，頗有人以為，「西國識字人多，中國識字人少，一切病根，大半在此。」據清廷估計，識字人口不到1%。導致「民日以昏愚，國日以貧弱。」文盲遍國，乃因教育落後；而教育落後主因，在漢字難學、難認、難記和難寫。再則文字是文化的載具，漢字承載「已經僵死腐爛的中國舊文化（錢玄同語）」，尤以儒學為首惡。
有人語調激越，把漢字罵得一無是處，簡直當作妖魔。錢玄同疾呼，欲使中國不亡，必須廢孔學，而「廢孔學，尤不可不廢漢文」。魯迅說：「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瞿秋白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
改革文字既廢除落後的漢字，又揚棄落伍的文化，勢在必行。改革方式就是廢棄漢字，改用西方式的拼音文字。這是文字及文化的「去中國」運動，時間從五四時期，一直延續到中共建國以後。
1951年毛澤東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向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漢字拼音化就此成為「國策」。不少語言學家為此付出畢生精力，反對者則受到批判，乃至含冤而死。
平心檢視那些罵漢字的論調，不過出自意氣，並無學理依據。這也能從中共那項「國策」施行情形看出來，先用簡化字作為過渡措施。但在公布兩次《漢字簡化方案》後，就進行不下去。兩次漢字簡化，簡化字超過三千個，佔常用字比例一半以上，知識分子看書報都成問題。以致第二次簡化方案始終未施行，後來乾脆廢止。現實發展更證明，什麼漢字落後論，什麼漢字拼音化說，全是錯的。漢字未滅，中國國力卻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儼然世界強國。
萬想不到，和對岸相隔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上，一波文白之爭竟讓那些意氣話重現。昔人欠缺「現代學術」的知識，以致說出「沒知識話」，還算情有可原。今人再拾唾那些謬論，就顯得不爭氣。還叫人生氣，引證中共領袖的胡言，大言不慚，還標榜台灣精神呢！
有人以為理直而氣壯說，文言文就像拉丁文，死了。可兩者本質不同，焉可曲為比附。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漢字是表意的；印歐語是表音文字，詞（word）和句為基本結構單位。文藝復興後，拉丁文被各地方言架空，基本上死了。但漢字仍活著，文言文猶具生命力。如《說文解字》說：「天，顛也，至高無上。」即「天」的本義是頭頂，國內有部大型辭典，卻誤解作天體。本義罕人知，看似死了。但頭頂叫天靈蓋，兩眉之間稱天庭，均用天的本義。
文言文的生命力，就用蔡總統國慶致詞〈更好的台灣〉示例。其中文言用語，如遠道而來、全力以赴、曠日廢時、責無旁貸……等皆是。而如「強化戰力」，用文言的使動用法，表示「使戰力強化」。
怪哉！致詞文語病連連。如「歷任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一直都在，何來「歷任」？如「藉著這個機會……代表著相互扶持……」，兩「著」字應刪。如「我們……幫台灣……。」助他者才叫幫，蔡總統把台灣當他者？如「攸關台灣前途」，把「攸關」當動詞用，眾人共犯的錯誤。「攸關」係文言用詞，「攸」是指示代詞，用法同「所」字相近。攸跟動詞組成的詞組是名詞，不是動詞，在句中做主詞或受詞。限於篇幅不便多引，請至總統府網站觀覽便知。
前文提到胡適晚年談話，他告訴人，把《論語》、《孟子》讀熟讀通，文章自會寫通。胡適這番談話，像在為林紓說的，「古文者，白話之根柢」作註腳。《論語》、《孟子》是先秦古文，先秦古文不獨是後世古文的源頭，不少字詞和語法已嵌入白話文的基因裡，讀得熟透，自可裨益白話文造詣。
譬如《論語．先進》：「舍瑟而作。」有人批評說，作是起立的意思，叫人讀那些早已過時的詞義，是很沒效率的做法，因為幾乎只有在引用原古文時才會用到。其言差矣！作，起也。《說文解字》曰：「起，能立也。」清代段玉裁注云：「引申為凡始事興作之稱。」則知作字含有興起、創造之意，則知為何創作、製作、寫作等詞，用作字而不用做字的理由。
再如義父、義肢，辭典解釋「義」字：「假的，有其名而非真、非親的。」解釋沒錯，卻沒說出本源。本源出自《孟子．告子上》，告子曰：「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義因而引申作「外」的意思，表示「不從己身所出」。
語法例，《論語．季氏》：「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來之，意思是「使之來」；安之，意思是「使之安」，皆使動用法句式。前面提到「強化戰力」，就是這種句式。
這些例子告訴我們，文言未死，文言語法仍活著。沒把文言文搞好，字詞、語法錯了都不知道。語法錯，文章不會寫通的。
最近看到「同理他人」的說法。「同理」和「同情」若作動詞，是不及物動詞，後面該接補語。因此，正確說法是「同理於他人」、「同情於他人」。
語法會弄錯跟語感不佳有關，而培養語感，讀文言文會比讀白話文效果好。文言文的特色，用詞典雅精練，言簡意富，富於言外之意，意味雋永。這正好回答一個問題，有人以為，想要知道古書內的東西，可看翻譯書，何必去學「難以理解」的古文。這是誤會，以為翻譯可代原著。文言文的特色，使古書有些部分，就如馮友蘭說的：「簡直是無法翻譯的。只讀譯文的人，就丟掉了它的暗示；這就意味著丟掉了許多。」
文的本義是花紋，引申為文采。就文章言，文是在言（口語）的基礎上，修飾加工過的書面語。雖說遣字措詞，「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然而孔子則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適度講求文采仍有必要，求精妙生動。口語通常較直白而至庸俗，這意味著言與文不會全一致。有人主張「我手寫我口」，胡適早期說：「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誤會大了。
許多人沒搞清楚，口語和書面語功用有別。佛蘭克林說得好：「寫要有學問，說要通俗。」（Write with the learned, pronounce with the vulgar.）話人人會說，卻未必能寫清麗文章。以為「我手寫我口」，措詞通俗，以至於庸俗，甚而流於媚俗。連大學教師也跟風，打臉、唬爛、林北、三小、講幹話之類鄙詞，寫出來不以為意。人的臉怎能打？其他的全跟性器有關，粗賤至此，都不管言行是內在靈魂對外的顯現，放任靈魂墮落！
要怪誰呢？首先當然要怪下筆人，不知謹筆。其次要怪國文老師，沒把他們教好。莫怪我牽連，國文老師是有責任。這次文白之爭，不少人所以不支持讀文言文，並非有「去中國」意圖，也無「文化台獨」意識。而是以前的讀書經驗，讓他感受不到，學習文言文的價值所在。不懂如何將文言文活用，則何苦虛耗時光。加上默書，成了痛苦回憶。媒體用「荼毒」二字，指責默書之「惡」。
說到默書，我從讀高商一起就拒絕背書，高商三年經歷三位國文老師，都「勉為其難」容忍我。畢業後，輾轉得知有位國文老師表示，或許我是對的，只因叫他感慨，國文教學成效，一潭死水。
學任何語文都一樣，熟讀吟味，含英咀華，絕對必要。至於背下整篇的作法，雖則行家堅持，我則以為待商榷。梁啟超自述小時候讀《史記》，至卅歲「《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倘以此為準，中文系學生必須「《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才給文憑，能拿到者幾多？
天才讀書，過目成誦。叫一般人仿效天才讀書，誰都知不行，卻是國文教學的傳統做法。讀天才文章，引經據典，洋洋大觀，讚賞折服之餘，以為全賴背書之功。卻不想，那些是極少數出類拔萃者，只因歷史長流，歷代的極少數，累加起來，數量就顯得驚人。叫人仿效天才讀書，其害猶如揠苗助長。再說，搖頭晃腦背書無誤又如何？若玩索無得，最終還不是落入李白詩中說的，「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
這次文白之爭，關於國文教學效果不彰問題，「文言派」從無隻字回應。那麼就算國文課全上古文，又如何保證效果，不至變成「一潭死水」？
當年林紓遺憾，對「白話派」「不能為正其非」。這次文白之爭，「文言派」正其非的功力，相較林紓，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耳。比方，說文言文可給白話文借詞，話雖沒錯，但說服力不強。現代人講求CP值（price–performance ratio，價格效能，單位付出所購得的商品性能），讀文言文時間投入多，所得到的卻有限，難怪不買帳。恕我直言，古文教學效果不彰問題，若不能徹底檢討並改進，只怕難逃失職之過。
學習文言文的主要用處，在培養讀古書能力。則中國的文化遺產，盡可握擁。這在以前，「復興中華文化」的口號（使命？）下，不成問題。現今本土當道，提中華文化未免「時地不宜」。且援引兩個人的意見。
一位是當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他認為全球化的社會，要有整合力量，能將「不同的傳統整合成共享的價值、共通的效能標準，以及相互的尊重。」而做為智識人（intellectual），要有與過去傳統對話的能力。因此，學習文言文這種人文（博雅）教育，就不是跟現實的生活不相干。
另一位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他寫有《昨日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書副題直譯：「我們能從傳統社會學到什麼？」傳統社會生活方式原始，「有些習俗慘無人道，應該揚棄。」但他們的生活方式，仍有可供現代人參考地方。
賈德．戴蒙身兼人類學家，以傳統社會為對象寫成該書。我們身為華文圈的成員，使用的文字，它所保留十九世紀前人類文明的紀錄，總量超過所有其他文字所保留的總和。懂文言文就能讀那些紀錄，從中「挖寶」，取而用之。
任何文化何嘗不是瑕瑜互見，何以有人眼中所見的中國文化都見不得人？究竟是中國文化的錯，還是其人偏見使然。白話文運動不只是文體的解放，而且是思想的解放。但世上就有剛愎自用者，文言成語「自用則小」，小眼睛小鼻子。自己小而無知，還把別人也看小了。
孔子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其人誤己誤人，清代學者戴震沉痛批評：「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為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感慨系之，遂作軂軂長篇。知我者謂我心憂，我心憂台灣前途。
＊作者曾任銀行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