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海外中國留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否比較強烈？
王丹：在美國的90後留學生，大部分其實內心，我認為是傾向民主的，對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的現狀，並不是滿意的，當然希望能夠改變，但是大部分的學生不知道如何去做。另外，他們也看不到一個更有現實可能性的替代方案，所以大部分的人處於一種很困惑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產生的一種民族主義，我認為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排外式的民族主義。他還是希望中國能夠變化，但是在西方又找不到一個解決方案，所以更希望在中國的語境下去尋找，這種民族主義我並不覺得非常可怕。
比較可怕的是盲目、狹隘的愛國主義。這種現象當然在台灣的中國交換生中、在美國的留學生中都存在。可是這種愛國主義，我認為政治性比較強，隱隱約約感覺得到，背後還是有大使館、甚至有國內的相關單位在背後操縱的結果。
記者：這些海外留學生回到中國後，能為中國的民主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王丹：我覺得首先是觀念的問題。其實我們都講民主，民主不代表一定要照辦西方的製度。在美國生活過一段時間的青年留學生應該都知道，所謂民主，體現為觀念和生活方式的一些東西。這種私人利益的保護意識，是我尤其希望年輕一代的留學生能夠受到影響，然後帶回國內去的。如果中國的年輕一代都願意非常積極的去保護自己個人的合法正當權益，就會極大地、有效地限制中共官員的濫權，而我認為那就是民主化的開始。
記者：很多人說台灣新一代年輕人是「天然獨」世代。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則長期受到愛國主義教育。您怎麼看這些年輕人成熟之後，兩岸關係的發展？
王丹：目前來看，我覺得兩岸年輕人相互了解的程度是非常低的。我在台灣的時候，每個學期都舉辦「統獨大辯論」，請中國同學和台灣同學來討論，雙方顯然對話不是在一個層次上。這點我必須坦率說，其實兩岸青年的對話現在不具備條件，因為台灣的天然獨世代，已經是在解嚴以後出生成長的這一代，他們接受的完全是公民和憲政的教育。而中國的年輕人不管怎麼樣，不管他通過網絡看到多少東西，他整個知識結構、基本的教育系統，恐怕還是在原來共產黨的這一套宣傳機器。所以雙方其實是關公戰秦瓊，討論不到一起去的。
記者：您來到美國後，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瓶頸？
王丹：主要困難就是錢的問題，說白一點。實話說，當然就是fundraising會遇到很多。按理說這是中國人的事情，可是台灣和香港人對中國民主化不是那麼感興趣，而中國出來的不管是中產階級也好，有錢人也好，礙於現在政治環境也不敢支持。就整個國際環境來講，以今天美國為例，對中國的民主人權也不是那麼支持。所以我們在籌款上面臨很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