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傳統士大夫而非公共知識分子
王滬寧曾以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的政治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自狀，他在談自己為何從事時事評論時曾寫道：「從本行而言，我喜歡做理論研究，我的長項是政治哲學，對此道一向念茲在茲。但在中國變革的大氛圍中，終究按捺不住，受外界熱烈運動之感召，動手寫起有關中國政治發展的文章。……我想起潘恩在《理性時代》裡說的一句有意思的話：『我不喜歡所謂的政治。在我看來，政治不會比騎馬術一詞的含義具有更多的含義。』……我欣賞他所表述的意境。我寫此類文章，完全是受變革時代的召喚，逐漸地，悟出了責任、良心和嚮往。應該說，沒有變革的洪流，便沒有它們。一位政治學者對政治的態度，近乎胡適先生講的『沒有興趣的興趣』，他最有興趣，又最不能有興趣。」
他在文章中常強調不能把西方的政治民主「移花接木」到中國，民主化不能揠苗助長、超越一國發展的現況，國家政治體制是受一國歷史、社會與文化條件制約。他主張政治改革不能以犧牲政治穩定為代價，而強固的政治領導中心尤為重要。因此，他也被視為一九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新權威主義」的倡導人之一──雖然王本人不喜歡這頂帽子。他強調政治管治與協調的機制要與時俱進，要避免官僚腐化，而後者從江澤民到習近平時代都是執政的主旋律，尤其是習近平時代更顯著。
入京之前的王滬寧，關切的是中國如何因應新環境的變化，在政治上做出調適，他不是站在批評的角度談時政，而是在思考如何用他的政治思想，幫助主政者調整改變。所以帕泰潘和王毅認為與其說當時的王滬寧像個公共知識分子，不如說他更像傳統儒家的士大夫。
入京後的王滬寧又如何能歷經三位領導人而屹立不搖、甚至扶搖直上？帕泰潘和王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王本人擁有一種中共領導階層所欠缺的獨特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改革所迫切需要的。
「三信危機」造就國師地位
兩位作者指出，中國面臨的政經議題已非傳統官僚知識菁英所能解決，而需要一套全新的方法來因應主權、民主與法治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建立一個正當性基礎，以讓經濟改革與共產黨的角色能相互獲得調適。而王滬寧就是能有效提供這種功能的人──從「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夢」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王滬寧都不辱使命地為領導人形塑新的政治議程，並提供正當性基礎。
王滬寧不是只在形塑某種政策，也非只提出意識型態的口號，帕泰潘和王毅稱，王滬寧企圖定義這個政權，把中國現狀與期望做複雜而充滿企圖的連結。
中國經歷文革、進入改革開放，出現了「三信危機」，亦即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這些危機其實就是挑戰中共政權正當性的危機，而這個挑戰隨著中國政經情勢的變化持續在變形。
也因為要回應政權正當性危機，造就了王滬寧這個「國師」不可取代的地位。所以帕泰潘和王毅說：「王滬寧的影響力與權威，和當代中國的不穩定與不可掌控，以及『中國夢』深刻的不確定性相謀合。」
王滬寧這個「隱形的統治者」如今晉身最高權力核心政治局常委會，而且愈來愈常從幕後走到幕前。最近一次是在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講話。這位六十二歲的國師走到第一線，也將面臨更多直接迎面而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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