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二○一六年一月家屬們陸續收到丈夫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逮捕通知書，江天勇陷入了憂慮，他對王峭嶺說，如果接下來國際社會的介入力度不夠大，這個案子裡的大多數人將會被判重刑。
從這時開始，七○九救援的策略重心，從國內施壓逐步轉向國際遊說。她們主動約見聯合國、歐盟、美國及歐洲主要國家的人權和外交官員，向他們介紹七○九案的現狀和嚴重性，也積極接受國外媒體採訪。
她們的努力很快有了一定成效。二○一六年三月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聯合國人權專員在年度講話中表達了對中國大規模打壓律師的擔憂；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十二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中國逮捕律師和人權活動者的行為；五月，美國國會舉行了關於中國的政治管控和打壓的聽證會，王峭嶺、李文足和原珊珊代表七○九家屬以視頻形式在聽證會上發言，指控當局對家屬的管制和威脅。在一連串高級別的國際關切之下，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實習律師李姝雲，以及李和平反酷刑項目的助理高月，在已被逮捕的情況下以「取保候審」獲釋。
王峭嶺一開始對國際遊說策略的理解是：要透過國際外交和輿論壓力，讓中國官方有所忌憚，給七○九案帶來好的結果。但在她見過幾撥外國官員之後，透過一遍遍地回答他們關於七○九案的問題，以及旁聽其他維權律師對官員們說的話，王峭嶺對自己正在做的努力有了新的看法：「如果七○九家屬一心只盯著自己的丈夫能不能釋放，這是我們的失敗。」
她的這個看法讓我感到驚訝，親人的安危向來是政治犯家屬在聲援中的核心關切。王峭嶺接著解釋：「七○九案判不判刑很重要，但更嚴重的是中國正在全面走向專制。」王峭嶺說，「這才是可怕的地方，這就意味著，即使我老公出來了，還有下一個口袋在等著他，因為整個中國淪陷了。」
有時，使館官員們「天真」的提問會讓王峭嶺感到很無奈。問題諸如：現在民眾可以對環境問題提出訴訟了，中國的法治不是在進步嗎？政府向民眾公布了投訴電話，中國的行政品質不是在改善嗎？中國的反腐不是很有成效嗎？
這些問題反覆出現，讓王峭嶺感到疲憊，但更覺得驚駭。但如此一來，她更覺得自己有責任積極參與每一場諮商，從親歷者的角度講述中國的真實狀況。
江天勇也抱怨說，外國社會始終沒能理解，七○九案並不是針對律師群體的打壓，更不是一個人權個案，而是對民間聯結和民間抗爭的總打壓，律師只是其中最顯眼的節點。
另一位資深維權律師滕彪認為，七○九案是政治打壓的「國家安全模式」正式形成的標誌。
二○一五年七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通過並立即實施，八天後七○九案發生。此後，當局辦理七○九案的突出特徵：大規模同時抓捕、官媒揭批報導、指定地點監視居住、當事人電視認罪、解聘律師等等，幾乎成為政治案件的標準配置，在後來的溫州教堂案、勞工NGO案、銅鑼灣書店案等案件中均有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