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藻礁案看台灣政治的兩個困境

2021-03-03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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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礁公投近日在社群網路上聲量迅速增加,根本原因便是國民黨黨主席江啟臣加入聯署的行列,民眾黨也很快跟進。(資料照,顏麟宇攝)

藻礁公投近日在社群網路上聲量迅速增加,根本原因便是國民黨黨主席江啟臣加入聯署的行列,民眾黨也很快跟進。(資料照,顏麟宇攝)

藻礁公投近日在社群網路上聲量迅速增加,根本原因便是國民黨黨主席江啟臣加入連署的行列,民眾黨也很快跟進。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原本關注度相對低、有連署份數不足危機的環保公投,迅速變成驚天動地的兩黨之爭。原本壁壘分明的網路世界產生了一場短路,泛藍與泛綠都出現了震盪,其原因很簡單:兩大政黨都與這個開發案脫不了關係,也都互換過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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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波且過,議題本身與政治攻防固然值得我們關心,但對於關心台灣政治與社會的人來說,我認為我們應該看見,這場鬥爭所顯現出兩個台灣政治的困境。

本爭議約有兩個階段,分別是議題本身環境保護與產業發展的經典辯論,以及在國民黨加入連署後興起的政黨對立。前者呈現的困境是台灣兩黨政治僵化;後者則是在兩大黨開始輸出影響力之後,公民政策辯論的失語與退化。

(一)兩黨政治僵化

台灣政黨政治的僵化源自於單一選區兩票制,該制度促成了台灣的兩黨競爭架構。理想上,兩大政黨應該吸納社會的所有對立,並透過議題的混合沖淡激進與尖銳。這個制度效果在歷史上是有發揮效用的,它終結了台灣早年的政黨亂象,創造了穩定的政治競爭環境,迎來三次政黨輪替。但穩定的反面,就是僵化,特別是台灣的社會在這二十年之間已經以驚人的速度成長,不只是物質層面,更是精神、社會的全面轉變。但面對這些轉變,我們的政黨體系卻無法從善如流地吸納:

在二元對立的結構底下,完全執政成為自然,但是因為執政黨的完全執政,政策成敗的責任高度集中,在野黨因此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如何「順應民意」對執政黨的政治菁英做打擊。以此邏輯,只要執政黨能夠塑造足夠的輿論支持,在野黨很理性地便會選擇默不作聲,完全失去監督的功能。在這個局勢底下,政策的產出根本就不是經過代議士辯論的結果,而是由行政官僚、產業大佬與執政黨的智囊團一手包辦,產出方式單一又沒有在體制內獲得有效辯論與妥協。對於權益受損或根本就沒有參與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公民來說,政策往往都是已經殺到家門口了,才有時間反應與了解,這時發難上街抗議衝突便會被貼上無理取鬧、藐視專業的標籤,而若這群人又不幸是社會的少數,連在野黨都不會搭理他們的訴求。

(二)公民政策辯論空洞

基於前面所說的僵化兩黨體制,台灣的重要政策產生過程經常是欠缺討論的。但理論上,言論自由與現今發達的社群網路應該可以協助人民跨時跨地的組織,根本用不著政黨的宣傳力。然而實際情況中,我們卻看到,針對既存的政策可以表達批評或支持,但卻沒有辦法提出政策,或深入的去討論政策如何變得更可行。若要舉證,隨意瀏覽任何新聞媒體、政治團體的臉書粉專就可以看到留言區的以謾罵、帶風向為主的現象。簡而言之,這個虛擬的公民大會堂根本完全沒有促成談判與產出共識的效果,某種程度上,這種公共辯論的扁平化,也使得我們逐漸變得與象牙塔中的官員一一樣,我們表面上聽見對方,以為自己很懂這個社會上的各種群體,貼上一個讓我們心安的標籤,就去瘋狂地愛或瘋狂地恨一群人,這則是台灣政治的第二個困境。

 

針對第一個困境,我們需要針對選舉制度與國會席次分配做改革,但這註定是緩慢的,而且需要足夠的討論與溝通才能確保改革方案的健全。要能夠做到制度改革,我們需要先改變公民證次辯論的空洞,從虛擬、虛假的公共討論空間把自己解放出來,腳踏實地的去參與公共的事務。

在加入政黨、走上街頭、到網路上出征議題上的反對者之前,先從基礎做起,先認識到就身處於我們生活周遭的人與事:支持環保,則應該先從觀察自己的住處開始,面對面的與自己的家人、鄰居溝通,告訴他們環保的重要以及如何做到環保;支持科技與經濟發展,我們就應該從自己的家人、朋友開始,告訴他們你的想法與方案,說服他們學習科技與經濟的觀念,進而支持實際有用的產業政策;支持建立社會安全網,先問自己對於自己社區中的社會邊緣人認識多少,我們又如何用既有的制度與制度外手段幫助他們?

當我們真實地與人接觸、使用我們的語言與溝通技巧時,我們會體會到什麼叫做公共事務、什麼叫政治,政治不是要管理眾人、圖謀統治或追求絕對的權力,政治就是關心我們身邊的事、覺察應該改變的地方,並運用我們的智識與技能提出方案,嘗試說服真實的人支持你的方案。如果我們沒有經歷過這個過程,我們根本不會知道到底該怎麼好好地說服他人,也不會第一手地感覺到自己論點可能的漏洞,並尋求修正,找到一個彼此的折衝。

這比起一頭栽進虛擬的激辯,找到一個立場去爭戰不休更為有用,最重要的是,前者我們真的有可能達成、看到成果,後者對於現實世界的影響微乎其微。當我們真的做出這個改變時,面對關係到更多人、更大規模的公共議題時,我們會更成熟、更有經驗、更願意耐心地認識我們對立方在思考的事情,我們公民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也更有能力去推舉出實在可行的政策方案,屆時我們所選出的代議士與政黨才會不得不正視這些清楚、實際的訴求,也無法輕易地轉移焦點,因為公民已經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我們要的不再是斬殺虛擬世界對手的爽感,我們要的是真正的改變。

台灣的民主化走到今天,在眾人的努力下,我們的社會安定而自由,但這份祥和卻是建立在諸多不義與難以永續的基礎之上。

我們發散了權力、穩定了局勢,但如今這份發散已經讓我們難以團結,使權力不平均地導向了少數,穩定的局勢也反過來成為社會改革的緊笟咒。台灣需要的是二次民主化,而這一次的民主化不再是要打倒一個獨裁者或一群壓迫者,而是每一個公民、每一個社區需要反求諸己去問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此致所有在台灣民主化歷程中犧牲與貢獻的人們。

*作者為台大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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