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聽畫家朱孟庠敘述著：「師專畢業在貧民區裡任教，眼見應如出生朝陽的學生卻身染性病，心痛不已……」「我愛巴黎派畫家蘇汀，將人性的卑微，刻畫入骨，他畫筆下的人物看得痛灼人心……」年輕時的孟庠，就喜歡在街頭上觀察那些小人物。
若說印象派(Impressionism)帶給欣賞者的是激昂，則巴黎畫派(Ecole de Paris)讓人感受到的則是迷人的憂傷。20世紀初的巴黎，活躍在蒙馬特與蒙帕那斯的畫家，他們來自世界各國，嚮往巴黎世界藝術之都神聖殿堂。其實，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都是貧窮和痛苦相伴，生活上的悲觀態度，讓他們只能和幾個氣味相投的知己自成一個小團體，畫家一面喝茶，一面懷念家鄉，以求生存在那個不友善的環境中得到一點溫暖。
莫迪里安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和蘇汀(Chaïm Soutine，1893－1943)的貧困，在「蜂之巢」的隔壁的屠宰場，常與工人一起喝酒買醉，蘇汀畫裡「屠宰場」的畫面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那個時期這些藝術家揮灑著他們的熱情，在作品中綻放出迷人的藍色憂傷。
相對於淺薄的台灣文化，近代歷經日治時代至國民政府的殖民，人民生活在意識形態的掙扎痛苦與貧困生活的邊緣，在這塊土地上卻激發不出任何足以表現被殖民的藝術創作？彷彿從歷史的記憶中跳脫與失憶？
朱孟庠是一位長期關心台灣政治發展與女性權益的藝術家，早年參與街頭運動，特別是對弱勢女性的觀照，諸如關懷雛妓、為公娼爭取工作權等等。這些在大都會叢林中落入自然生態乞討生活的弱勢女性，如台北龍山寺附近紅燈戶，站壁、盲眼按摩女郎；她心疼在貧窮的年代，台灣老舊鄉村裡，經濟困苦的家庭女性犧牲自我，以身體換取全家的溫飽。這些低層的社會現象成為她感動著靈魂的創作題材，在畫布中為他們發出深層的吶喊，展現藝術家對社會關懷的企圖不言而喻。
其實，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作為一種文化批判的現象，是對當今世界出現後殖民社會狀態的反省，它直接的理論語境是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只是，後殖民理論對全球影響，就台灣而言，卻不是西方對非西方認識與否的問題，也不是非西方文化對自身進入近代世界史以來現代化歷程的反思；反而是陷入一種弔詭的殖民思辯與身分地位認同的過程，更由於強權的介入而無以釐清後殖民文化批判的本質問題，噵致台灣現代文化依然徘徊在霸權的擠壓之下而扭曲與異變。
是以，台灣這種特殊後殖民文化氣候，朱孟庠企圖以20世紀初期西方巴黎畫派的繪畫語境，運用強烈的筆觸與強烈色彩的雕鑿，作為創造台灣現象的紀錄與批判時，確實面臨在理念操作上的窘境。換言之，一個未經批判的社會文化，直接跳接到深層的台灣後殖民的藍色哀愁，在被蒙蔽的台灣功利主義社會下難免淪為不解與疏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