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沒有工作機會，私部門又無投資意願，社會流動的管道就被限縮於公部門，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原住民族的社會政治菁英幾乎全數出自軍警公教背景。至於一般原住民，不是被迫「島內移民」到都會區邊緣討生活，就是留在部落仰賴零星保留地耕作，兼或靠著補助金過日子。這是普遍現象，而政府無力解決或是漠視發展。
談了這麼多困境，到底政府應該如何解決。仰賴私部門的部落投資，顯然不足以改善整體困境，而會在部落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又能尊重部落傳統文化的，反而是在公部門任職退休後的族人。就像「僑匯」般，在部落，恐怕是唯一的私人資本投入。所以要增加這類投入，需要政府甄補更多的原住民智識階層進入公部門體系，創造出更多的「微型原住民資本家」。事實上，這是兩利的。台灣公部門極度欠缺帶有原住民智慧的公教人員和警察，來更友善地處理原漢關係，既然如此，何不提供/擴大這些部門的原住民保留員額，一方面傳承原住民傳統教育文化，也讓國家權力機構能更友善地處理原民問題；另一方面讓更多原住民能夠藉由公部門的工作機會，獲得階級流動機會，至於培養出更多有可能在部落友善投資的微型資本家。
但是更為全面性處理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問題的方式，則應該著眼於「原住民部落農業」的復興，有關這個部分，牽涉更為廣泛，過去已經有專文討論，於此即不再贅述。
＊作者為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系主任。本文原刊《筆震》論壇（原標題為：原住民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是政府的人才甄補機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