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西方的傳教士、博物學家們開始進行台灣的人文與自然環境的調查，並在專業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台灣研究開始進入近代知識生產的體制與網絡。起源於西方的近代學術體制與知識分類架構，雖然透過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擴張，形成了全球性的知識生產架構，取代各地既有的知識體制。
至於非西方世界，不論是自主性地透過近代國家的建立與大學制度的導入，學術近代化在國家的支持下，引進了近代的學知體系，或者，在歷史中一度淪為殖民地，受到殖民母國的影響，進入了殖民母國的知識生產體制中，成為被研究的客體，日後在解殖民的全球歷史潮流中，隨著政治體制的解殖民以及獨立，學知體制經過了繼承或是轉化，轉而成為自國的知識生產體制。
近代的學知體系，就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從其源自於西方的型態，成為全球性的制度。台灣研究也同樣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其自身的歷史與現狀。在經歷了歷史上多方政治與知識體制的多重影響下，台灣的自然與人文等各個領域，從被研究的客體，逐漸變成台灣自我認識的知識體系。
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今，透過專業機構、大學制度、研究社群、與個別研究者的努力，台灣研究至今也累積了一定的成績。不論是作為被研究的客體，或是自我瞭解的知識累積，這些既往的台灣研究成績，以及先行者們的研究成果，成為我們今後繼續發展的歷史資源。
從最初的博物學的階段，到逐漸形成各個分科的發展；從地方的報導人，到逐漸建立自主的問題意識；從西方或是日本帝國範圍內的知識基地，到從台灣自己的機構建立自我瞭解以及回應或是貢獻於世界的知識，台灣研究在自我瞭解與參與世界的兩種不同的知識旨趣的激盪，在不同時期的逐漸展開，這是今天從事台灣研究的學子與學者應該自我意識到的，面對台灣研究，我們必須堅持的是既不傲慢也不自卑的自我認識，據此在知識世界中確立自我。
現今台灣與日本的台灣研究學門已經確立，在這過程中，戰後第一世代留學日本，從事台灣研究的台灣學者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我於一九八五年春天前往日本留學，至今我仍然覺得非常慶幸，當年抵達日本後還來得及相遇戰後第一世代留學日本，致力於台灣研究，並任教於日本高等學府的前輩學者，如王育德教授、黃昭堂教授、許世楷教授、劉進慶教授、戴國煇教授、劉明修教授、涂照彥教授、張良澤教授等學者。
王育德教授個子很高，笑容可掬，黃昭堂教授則不苟言笑，不時目光炯炯，許世楷教授是翩翩貴公子，張良澤教授瘦削像個苦行僧，劉進慶教授與涂照彥教授同屬一種類型，都是風度優雅的紳士，戴國煇教授堅定自信的嘴角與經常掛在臉上的一抹悲愴，令人難忘，而劉明修教授草根性較重，談話時三句便夾雜著一句「國罵」。如今除了許世楷教授、張良澤教授還健在外，其餘學者皆登仙籍，成為不歸人。他們之間的政治理念雖然不一致，但是其學術成就卻一致得到日本學術界的敬重，對戰後日本台灣研究學門的確立，貢獻很大。
上述前輩學者當中，尤其是戴國煇教授對戰後日本學術界台灣研究學門的確立，貢獻良多，戴教授在一九七○年初夏，成立了「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成立之初謂「東寧會」，後易名為「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今天日本學術界台灣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如若林正丈教授、松永正義教授、栗原純教授、春山明哲教授、河原功教授、岡崎郁子教授等學者當時都還是研究所學生，參加了研究會，接受戴先生的指導，從事台灣研究，而研究會發行的學報《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更是七○、八○年代日本學術界關於台灣研究，唯一高水平的學術刊物。
七○年代留學日本，從事台灣研究的故張炎憲教授，八○年代留學日本，從事台灣研究的陳梅卿教授、蔡錦堂教授、吳密察教授以及筆者也都是該研究會會員。若林正丈教授世代的日本學者，可以說是戰後日本第一世代從事台灣研究的日本學者，台灣研究在他們的努力下，台灣研究學門在日本學術界終於完全確立，雖然他們有的已經從大學退休，或接近退休，但是他們已經栽培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日台之台灣研究學者，分散在日台兩地繼續從事台灣研究與台灣教學工作，台灣研究永遠不滅，林初梅教授即是受教於松永正義教授的台灣研究中堅學者之一。
戰後台灣與日本的台灣研究學門的確立與發展，端賴台灣學者與日本學者的持續努力，但是也不能忽視之前，現在或是往後在日本學術界奮鬥的台灣學者的努力，在異國從事台灣研究與台灣教學工作，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至盼國人能夠深刻理解。
如果說在台灣進行的台灣研究是一種試圖由內部定義台灣的知識，在日本「日本學者」進行的台灣研究，便是企圖由外部定義台灣的知識，為了要創造堅實而不傲慢的自我認識，我們需要這兩種對台灣的想像的融合（學者吳叡人語，見氏著《受困的思想》）。
我認為能夠同時從內部與外部進行台灣研究的正是寓居日本的台灣學者，此次由林初梅教授組織的台日學者共同研究成果《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所澤潤‧林初梅合編）的出版，也正是所謂「兩種對台灣的想像的融合」，而我們最需要的是既不傲慢，同時也不自卑的自我認識。期待林初梅教授繼續有優質台灣研究成果的問世。
*作者為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允晨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