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政府上台後，轉型正義成為熱門話題。二度擔任駐德大使的謝志偉，在柏林辦公室接受《風傳媒》專訪，從留德的經驗出發，分析德國是如何正視過去2次集權政府為國家帶來的傷痛。儘管去年因納粹相關發言引發爭議，謝志偉仍不避諱談論相關議題，直言當一個政黨假借國家權力對自己的人民施加暴力，如此行為將沒有追訴期、應被永遠追究；後繼的政府更要釐清加害者有誰、如何迫害人權，若政府對轉型正義的態度只是得過且過、並未真正究責，如此對受害者來說並非轉型正義，而只是「整型正義」而已。
首先，針對東德共產黨政府自1949到1990年在德國東部打壓不同政治立場、監控人民行動的作為，統一後的德國為了平反當年政府施加在人民身上的不公義、徹底檢討以國家之力侵害人權的事實，除了設有紀念園區，也有可供人查閱使用的聯邦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史塔西）檔案局 （Der Bundesbeauftragte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DR）、以及前東德政權轉型正義基金會（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軟體部分則以政府追究責任的行動為主。謝志偉舉例，兩德統一後，聯邦政府全面性調查司法人員和聯邦前東德國家安全部（STASI）的關係，若曾配合共產黨政府枉法、陷害人民，就會被革職。
「轉型正義不是要確認一個人在殺人外做了哪些好事」
除了政府，類似的究責態度也擴及任何參與或可能參與公職的人物。謝志偉以去年底佔據柏林新聞版面的事件為例。柏林洪堡大學社會系教授安德瑞・霍爾姆（Andrej Holm）原本就要進入柏林州政府為官、擔任城市發展和房產國務秘書，但卻被爆出他曾於14歲時簽下意向書，將於畢業後在聯邦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工作，霍爾姆更曾在秘密警察組織裡工作數月。最後霍爾姆無緣擔任公職，更遭洪堡大學處以留職停薪的處分。
學校的作為反映德國人在實踐轉型正義的原則：過去的罪行已經確認，無需再討論；一個人若確實參與其中，則就應受到相當程度的處罰，而最常見的處罰也就是被取消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轉型正義不是要確認他在殺人外做了哪些好事」，謝志偉指出，在討論東德共產黨的歷史時，當所有罪行已是明白確認，就沒有所謂功過相抵、功過並陳的藉口。
然而這樣的原則有時也無法一體適用。好比在霍爾姆的案子中，由於他被視為德國左派主要人物，更被期許能改革柏林房地產狀況，因此當他確定無緣公職，洪堡大學也要他留職停薪後，學校內即有人發起佔領社科院的運動，希望學校不要處分他。此外，許多人也對於霍爾姆究竟是否是自願加入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等問題爭論不休。
對此，謝志偉認為，重點並非當時加入的情境，而是究竟有沒有加入。「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謝志偉說，一個人可以解釋自己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成為加害者，但重點是現在的他必須知道自己當時做了什麼事，並對因自己受害的人感到抱歉。若是連過去都否認、卻還想取得受害者的和解或原諒，「這要受害者情何以堪？」
「政府不需概括承受前人錯誤 更不需把責任都攬在身上」
談到距今更遠的納粹政府，德國政府的轉型正義則是從道歉開始。謝志偉說，即使世代更迭，當年的加害者多已不在人世，新一代的德國人在面對前人所犯的過錯時，即使不覺得要共擔罪責，卻也不迴避；執政者也不時對外道歉，宣誓會持續負起檢討歷史的責任。好比1970年西德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赴波蘭華沙下跪，為納粹受害者默哀。謝志偉認為，德國即是以這樣的態度讓過去為納粹受害國的波蘭、荷蘭、捷克等國心悅誠服，今日仍願視德國為歐盟馬首。
相較於德國，台灣不同黨派的執政者在民主化後同樣都有向當年的228受害者道歉。謝志偉卻認為，政府對外道歉，卻絕不可對自己國家的人民道歉、說「政府做錯了」。「政府是一個普通名詞，做錯的不是現在的政府，是當時的政府！」謝志偉解釋，面對曾經發生的國家暴力，後來的政府不需要概括承受前人錯誤，更不需要把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老是在跟受害者道歉。謝也再以西德總理勃蘭特為例，指勃蘭特在二戰時已是納粹欲除之後快的左派分子，戰後即使位居政府高位，也不可能代表政府去向與他相同的受害者道歉。
「政府有做轉型正義的責任，卻沒有向受害者道歉的資格或義務」，謝志偉強調，政府面對國內的受害者，該做的是從國家的角度頒布恢復名譽書、開放檔案、或是以國家資源賠償受害者；若做得不夠好，當然有理由道歉，但不適合一邊做轉型正義，一邊和受害者家屬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