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爾森確認了習近平的首要任務是透過清理、加強共產黨，來確保黨及他個人的權力和地位：「習現已成為自鄧小平以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他在意識形態上對西方「有害（不利中國共黨統治）的政治哲學價值觀」採取強硬立場，壓制國內不同政見者並限制言論自由；一方面抓緊政治控制，一方面放鬆經濟控制，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
習近平對鮑爾森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讓中國不同於美國。」習並說只有黨才有力量和組織來實現他改革經濟及改造政府的工作，重建中國實力和國際地位；西方式的多黨政治對他來說，只會威脅以上目標的實現。
確認了中共體制（也包括原則丶面子）的不可改變，任何國家「與中國打交道」就會變得比較務實。鲍爾森提出幾點處理中國關係的原則，其中可供台灣參考者諸如：雙方找到更多方法說「是」，制定可共同接受的新政策，「只要按對雙方都有利的方式做事即可」；避免各種「意外」，「中國人習慣先做好準備，因此他們對最後一分鐘的臨時變卦或過程中的隨時改變非常不適應」；以符合中國現實的方式進行交往，「我們必須儘可能多瞭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情況，然後足夠自信（不卑不亢）和實事求是的專注那些能做的事」。
如果一個大國「與中國打交道」尚需如此小心翼翼、做足功課，身為缺乏國際地位又必須努力求存的小國如台灣，能不知道「與中國打交道」是一門大學問嗎？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