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行體制，每一回合「基本工資」水準的取決基準，率皆建立在以臺北市為中心的北都地區，因此這種高標設定的「基本工資」水準，一旦應用到了中南部各都縣市，則其所訂定出來的「最低工資」水準，必然肇致當地「邊際勞動力人數或比率因此拉高」的負向作用力，勢必更大，而且也更會因此而造成中南部地區「整體要素成本相對高昂」的營商條件劣化問題。
反而提高地方招商誘因魅力
所以，倘若未來「分區基本工資」機制一旦付諸施行，對於國內外公司企業的廠場投資之設置地所選擇，當然會具體產生一定程度的「引導作用」，意即公司企業可能會因為部分地方的「低基本工資」所造成的「要素成本相對低廉」優勢，而吸引其遷移廠場的設置，反倒會是「地方招商誘因魅力提高」或「地方招商能力增強」，不失為是好事一樁；同時也因為，「基本工資較低的地方」另亦意味著當地產業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公司企業的廠場進駐遷入，最能有效活絡地方經濟；再者，對於全球化經營的公司企業，在其內部本身，原本就有針對外派到都會區、國外分支廠場工作的員工，給予較高薪資或較高的津貼補助，其道理與「分區基本工資」機制的政策目標，根本上大體是完全相同的。
在未來實務上，倘若能將此一「分區基本工資」機制之適用，確定以「廠場所在」作為界限，則表示，一家公司企業所擁有的分散各地之廠場單位，各有獨立適用的「分區基本工資」水準，其間的差異性，也自然可以作為公司企業「內部交易(internal transaction)」或「比較利益之內部移轉(internal transfer)」方式，進行整體公司企業的內部競爭或內部調和之籌碼，則對任何公司企業的生產力提升，或獲利率增進，應該都可以產生相當積極效用。
搭配進行中央地方財政劃分法改革
另外從更高一個層次宏觀思考，倘若在行政院層次，江宜樺院長願意藉由地方特色經濟的振興，來起動當前整個國家經濟的「脫悶復甦」，則不妨也可以將勞動部的「分區基本工資」倡議，要求財政部搭配進行中央地方財政劃分法改革，改變現行公司企業稅課(主要是營業稅、營所稅之國稅)的「地方留成比率」，通盤逆反改變為「地方留七成，中央取三成」方式，以同時要求各縣市地方政府之必須作到「地方財政自主」，而在中央政府亦可以因此而免除，傳統上年年必須編列「統籌分配款」以濫施補助救濟之體制作法的「責任包袱」，其結果通常祇會益發弱化地方經濟自主能力而已。
尤其是，在「財政收入」及「分區基本工資」彈性機會的交叉誘因之下，六都及各縣市政府，自會分頭致力廣拓各自財源，努力發展每個地方的專屬特色經濟；更重要的是，自然也會因此而大大減少，迄今一直在持續惡化之中的，地方回饋金勒索、環保糾紛問題、「弱勢」救濟抗爭問題，乃至地方社會普遍氾濫成災的「仇富反商」情緒。
拚出整體國家經濟好績效
長期以來「剛性基本工資規制」對臺灣勞動市場活力、營商條件良否以及產業經濟競爭力演進，一直就是產生越來越為顯著負向作用影響的變數，更是1990年代中期臺灣開始轉進鎖國政策之後的重要發展。在這種背景條件之下，設若馬江政府真能有效整合勞動部的「分區基本工資」體制及財政部的「財收下放」政策，則冀望在執政最後這段兩年時間內，努力聚力將各個地方政府從「求援角色」轉變為「主動求好角色」，分頭齊力把地方經濟都能活絡起來，想在臺灣拚出整體國家經濟好績效，確是猶有極大可能的。
＊作為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