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美國即將選出新總統，這位新總統會對美臺關係造成什麼影響呢？溫故可以知新，重溫1970年代初，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對臺政策的改變，來對照當今的情況，對蔡英文政府和臺灣人民而言會有防患於未然的重要啟示。1968年11月，尼克森當選美國第三十七屆總統時，美國國內的政治共識因爲日益激烈的反越戰運動而走向破裂，尼克森為了解決越戰和抑制蘇聯的擴張，不得不積極謀求與北京改善關係。剛開始，尼克森依舊維持與中華民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也主動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他實際上試圖推行「兩個中國」政策。
1960年代末，美國對國際共產主義的冷戰戰略已不足以應付當時情勢，新總統需要重新界定美國在世界局勢上的角色，以維持其霸主的地位。尼克森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透過「秘密外交」的方式，實施結束越戰的戰略計劃，而中共是美國「秘密外交」的對象之一。最終，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北京時，為了討好新朋友，他對毛澤東和周恩來許下了許多秘密承諾，嚴重出賣了臺灣、南越、日本和蘇聯的利益，其中以對臺灣的犧牲是最致命的，他放棄了「兩個中國」政策而轉為承認「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尼克森的這些承諾對後世美臺關係產生決定性影響，完全制約了臺灣的外交活動空間。當年臺灣外交上遭遇如此困境，尼克森背叛蔣介石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實，尼克森當時可以採取後來雷根的方式，即與中國和臺灣建立相對平行和平衡的關係，而不以一邊倒地犧牲臺灣的利益來換取美中友好。但是，尼克森做法完全相反。
尼克森在共和黨內屬務實派，意識型態雖反共，外交上卻奉行大國地域政治的實用主義。他當選總統前，曾於1953-1967年間，6次訪臺，是美國總統中訪臺次數最多的一位。。韓戰剛結束的1953年，他以艾森豪政府的副總統身份訪問臺灣，11月8日，蔣介石夫婦親赴松山機場歡迎尼克森夫婦，邀其入住士林官邸，待以上賓之禮，「飲食，行動，一任其自便」。首次來臺，尼與蔣正式談話四次，共有十小時之多，宋美齡全程參與。蔣在日記中這麼紀錄他與尼的談話：「每次談話雖時間已到，而彼仍不忍終止，認為余之意見增加其新的思想，為其政府決定新政策時之寶貴參考資料也。」尼克森對蔣介石全心全意要解救中國人民，使其脫離共產黨統治的立場「印象良深」，卻認為蔣的反攻計畫不切實際。他明確告訴蔣，美國軍力不會用來支持他的反攻行動。
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後，1956年7月，尼克森副總統第二次訪臺。7月8日，蔣與尼會談時，蔣問他，如果中共在某地區有局部侵略行動，美國是否會準備採取行動？尼回答，若侵略行動可以確切判定，且規模不小，則抵抗此類侵略行動的舉措，必可獲得美國政府圈內之有力支持。蔣認為，美國在遠東情況之下，決不可後退一步，他請艾森豪總統特別注意，萬不可使敵人以為有商談妥協之意。在遠東，「中美利害與共，成敗一致。」關於此次與尼克森的談話，蔣自記：「彼此可說暢談無間。」
1964年4月7日，尼克森以私人身份訪臺，受邀夜宿士林官邸，蔣尼兩度討論臺美協防臺灣之協定，並獲共識「非製造共匪攻我之事件與機勢，否則不能杜決美國反對我反攻之口實也。」尼克森對媒體讚揚中華民國的反共決心，警告自由世界對共產黨不可退讓。1964年11月24-25日和隔年8月28-31日，尼克森又兩次以律師事務名義訪問臺灣，但因故沒見到蔣介石。1967年4月10日，尼克森最後一次訪臺，這時他已在爭取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蔣介石再次接見尼克森，就世界局勢及亞洲反共情勢交換意見。尼告訴蔣：「越戰如至明年不能解決，則其美國人民不耐，必皆厭戰，不惜任何代價，要求和平矣。」 在此， 尼克森明確警告蔣，美國會「不惜任何代價」，但蔣似乎沒有重視這項警告。
蔣介石對尼克森可謂投入過大量心血。據說尼克森於1950年競選參議員時，受益於公關公司「聯合組合」的贊助，而這家公司的大客戶是中華民國。1952年，尼克森曾經支持動用中華民國部隊打韓戰。1960年，尼克森與甘迺迪競選總統時，尼曾誓言要否決以北京取代臺北在聯合國地位的任何企圖。1964年4月的那一次訪臺，尼克森作為百事可樂的代表，成功地說服臺灣對百事可樂開放市場。但尼克森對中華民國的同情心卻因臺北和北京的重要性起變化而逐步消退。1965年8月，尼克森在臺北告訴美國外交官恆安石，中華民國政府絕對回不了大陸，華府也必須與中共改善關係。恆安石認為，尼克森在圓山大飯店裡說的這番話一定會被竊聽和報告到蔣那兒去。但沒想到此時的臺灣情報機關大失職，這段話並沒有傳到蔣耳朵，也因此蔣介石並未注意到尼克森的反共立場有變化。尼克森在1967年4月最後一次會見蔣介石後，於同年10月《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文章，主張需要終止中國「憤怒的孤立」。當時中國正處於文革的混亂之中，這篇文章卻主張美國要同中國改善關係，可是蔣並未關注此文，再一次地錯失提前應變的機會。
1968年9月，尼克森接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一反往常對尼的支持，蔣介石這回決定不贊助尼克森的競選活動。這樣的決定，從蔣的日記中看出蔣覺得過去是遭受欺騙，10月19日蔣反省道：「自始信賴美國為有正義公理之盟主，至今已二十七年。不僅國破家亡，人民塗炭，而且先人墓骨被毀，個人蒙受舉世侮辱，而以被美欺詐賣弄不知其極。此乃國、家、身世有史以來未有之恥辱，若不再醒悟興起，痛下決心，則光復無望，終成為美國之門犬，其將何以對國、對民與對先人在天之靈也。愧悔何益，惟有自今開始，對美絕望，決另起爐灶，以圖自救與自立，尚不為過晚乎！」10月21日，蔣中正接見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商談外匯存款一事，專門指示：「應分存各國至少二億美元，隨時動用，不可專存一國（美國），為其所控制。」蔣當時正與蘇俄秘密談判南北夾擊中共，他想改變臺灣吊死在美國一棵樹上的困境。
1969至1972年間，影響美國對臺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中國由於本身生存需要而改變了對美政策，以及美國對其全球戰略利益的調整。此兩大因素彼此相互影響，造成美國對臺政策的改變，進而使臺灣在外交上遭遇到困境。為了盡快結束越戰，尼克森與季辛吉討好中國而出賣臺灣利益，這樣的行為嚴重傷害了臺灣對美國的信任，對美臺關係播下持久不信賴的種子。就尼、季而言，與中國建立正常化關係的地緣政治意義極其重大，因此務必排除一切障礙。尼克森了解要安撫國內政治選民，他必須創造關心臺灣的表象，因此尼克森在改變對臺政策時主要的顧慮是國內反應，他並不擔心蔣介石政府的死活，也不考慮臺灣人民的意願，但對美國國會的立場卻很在意，國會對臺關切的態度阻止了行政當局更傾向中國。
1971年7月31日，面對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的衝擊，蔣介石事後分析尼克森為什麼背叛他，「尼丑未當選以前，來臺北相訪，滿懷我協助其選舉資本，應其未先提，而我亦未提也，此等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此乃吾妻專聽（孔）令侃一面之詞所致。今國事至此，令侃之罪不小也。」孔令侃是宋美齡的侄子，長期代表中華民國對美國官員和議員秘密遊說。9月28日，蔣記曰「尼丑昔年在慈湖晤談時，視為其可厭之政客，以輕薄待之，並未允其助選。彼乃以此懷恨在心，但此類小丑，喜怒不足為計，而得失安之於數可也。惟對小人之待遇、方法，由此事得一經驗耳。」隔日又記：「寧可善待於君子，切勿得罪於小人。尼丑今後必有更大之陰謀，以圖報復。不但要毀滅國家，出賣於共匪，而且已扶植臺獨，要殺害我父子生命，以償其私願。」這是當時蔣介石對尼背叛他的原因分析，與歷史學家們的看法很不同。
其實，蔣介石對尼克森可能改變對臺政策是有預見的，但他並未努力嘗試先制行動，他也未能有效號召其在美國的支持者加強對中華民國命運之關切。蔣介石沒辦法撕破臉，公開否認尼克森是朋友，因為臺灣當時只有美國這個表面上的盟友，日本更不可靠，蘇俄又談不攏。1971年4月，沈劍虹接替周書楷出任駐美大使後，蔣介石不再讓孔令侃參與對美國國會的游說工作，改派駐美軍事採購組胡旭光將軍任大使館參贊，負責對國會游說。事後証明這一任命十分成功，但1971年夏秋，季辛吉兩次訪問北京時， 臺灣對美國國會的游說出現空檔，非常無力。1971年夏，蔣介石一度重病，這也影響了臺灣外交決策效率。
1972年2月，簽訂「上海公報」過程中，尼克森被迫一再表達對「中國」屬誰及中國是否一個的立場。此公報與尼克森的五大秘密承諾，構成了此後45年美國對臺政策的框架。1972年2月22日，尼克森對周恩來重申了1971年7月季辛吉所作的秘密承諾：「第一，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以後不會再出現臺灣地位未定的聲明。第二，我們從未支持，將來也不會支持臺灣獨立運動。第三，… 我們不願日本進駐臺灣並會勸阻日本那樣做。第四，我們將支持臺灣問題以任何可能的和平方式解決。與此相關的是我們不支持臺灣政府任何採取軍事反攻大陸的企圖。最後一點，我們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我們知道臺灣問題是完成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但在我前述的架構內，我們尋求正常化，我們向該目標努力並將設法達成。」周恩來對這五項承諾是滿意的。但是，這五項承諾與「上海公報」的文字有很大出入，「上海公報」沒有告訴美國、臺灣或中國人民，尼克森已經秘密接受北京更多的要求。
尼克森雖然急著要改善與北京的關係，卻因中華民國本身的進步，無法像南越一樣拱手奉送臺灣給中國。今天，美中關係的發展同樣令臺灣忐忑不安，但受國民黨的牽制，蔡英文政府似乎還未能充分推動臺灣在美國的支持者，重振對臺灣命運的關切。臺灣國安和外交官員只是冀望美國在進行亞太戰略再平衡時不要忘了臺灣。蔡英文政府也許沒有辦法改變美國全球戰略目標，但應該推行更積極的對美國下屆政府的遊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參考尼克森對臺政策的轉變以及蔣介石的自我檢討，或許有助於蔡英文下一步的外交努力。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