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新政府的新施政取向，會否讓臺灣變成為一個「充滿不負責任新世代」，或是「失去競爭力懶惰世代」的社會，是憂心國家前景及國政發展的有識之士，共通關注的新焦點。
高升的臺灣式極端勞動保護主義
蔡英文520登基後，所將面對的最扎手內政問題，除了年金、長照、財政窘困、投資消費大衰退之外，激進暴走的「臺灣式極端勞動保護主義」，恐怕更是不容輕忽應對的莫大挑戰。尤其，要充分完全兌現這些些選前信口大開的承諾支票，所將肇致臺灣對外競爭力以及全球化經濟互動發展前景大撞擊，更是難以斷測。
新國會早在新政府執政團隊就職掌政之前，就已然迫不及待地搶先接受了社會主義學者論述，激越社會民粹誑言以及特定勞動團體的訴求，明確迫促政府勞動主管部門，應該立即修改基本勞動法則，提高法定基本工資、縮限勞動工時、嚴禁企業經營管理「責任制」運作、廢棄勞動派遣法規、抑制抽緊外勞政策、強制給予勞工加入營運盈餘利潤分紅、在企業機構組織剛性置入定額「勞工董事」。
扞格牴觸全世界發展大趨
這些具有高度僵直性「臺灣式自我勞動保護主義」主張的立即法制化，實即通盤翻轉治國體制，成為純粹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是典型共產主義社會國家；如此急切之「轉型正義」發展，對於臺灣經濟社會前瞻機遇，究竟會是大加分因素？還是嚴重負分因素？正引起國內外各方的分外重視與密切觀察。
在這些迫促政府必須立即實現的「非體制權益訴求」中，最與全球化大脈動根本脫節之「完全時代錯置」主張，就是「限制責任制」與「廢止勞動派遣法規」，這兩項根本悖離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大河流主流趨勢之政策措施。
這兩項主張，基本上是完全相扞格牴觸新世紀世界發展大趨，而且根本就是一項蓄意要「遺世自外」的大反動。
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世界經濟社會從國際化到全球化發展，所事實積極帶動的「國家行政疆界液化」趨勢現象，早已造成經濟社群跨國自由移動與自由活動，乃至強制勵進幾乎所有地球上的國家，都必須脫離農業社會部落經濟，轉為工廠經濟、躍進都會城市經濟、創新走廊經濟、服務業化經濟，以至更已邁進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這一接續貫串的主流脈動，完全主宰了全世界經濟社會之演進。
都是虛實共濟互動演進的經濟社會
檢索一下世界經濟社會的演進歷程，就可以充分理解到，任何國家社會經濟體，基本上都由商品市場、資金市場及勞動市場三者所共同構成：商品市場代表一個國家社會的「實物經濟能耐」（real economy），資金市場所映現乃一個國家社會的「象徵經濟能耐」（symbol economy），勞動市場則是各該國家社會商品市場與資金市場的最根本基礎設施條件。
在農業社會部落經濟階段的國家社會，實物經濟幾乎就是充分代表國家經濟活力與實力的全部，其勞動市場之構成也是以體力工（physical labours）做為主體，所以這類型國家勞動市場的供需配置與營運管理，都是以體力工的「人頭數」作為衡量基礎的國家級「體力人管理」架構機制為主；「人頭加鐘頭」就是全國勞動市場之總供需流量與存量的基本表徵。
「體力人」降退失能成為相對弱勢族群
往後，進入到工廠經濟階段的國家社會，資金市場開始發生小部分的關鍵作用，但整體經濟體制結構，並不發生太大變動，傳統以工資、人頭、鐘頭做為計量基準的「體力人管理」機制，仍然是這一階段國家社會經濟運作的基礎樣態。
但是到了二次大戰結束，產業經濟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開始萌芽，國際貿易大興，商品市場門戶大幅開啟，資金市場的份額占比也開始明確茁壯增高，成為一個高度外部化的顯性經濟社會部門，而且以一個世代倍增過於一個世代的加速度發展，並演變為一種世界級顯學，而勞動市場的基礎構成也發生了世代間的重大結構性轉變，極大比例地增高了「含帶技能性知識勞動力」的份額比重，體力勞動力之絕對值人頭數量，也相對漸少於那些「含帶技能性知識勞動力」了。
這種情形越是到了1980年代，越是領先邁進都會城市經濟、產業創新走廊經濟階段的國家社會，越發極化了其商品市場與資金市場相同之間的對比消長變化；尤其，洎自1990年中期之後的服務業主導經濟，以至2000年後因為全球化運動(globalization movements)所帶來的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就全球格局來衡量探看，整個世界經濟的體質架構，象徵經濟部門規模比重已是實物經濟部門的數十倍之巨，象徵經濟部門的能量流動速度；亦更相對顯現其瞬時快捷優勢；而在勞動市場之知識勞動力，其所能夠產出的所得效應與就業效應，也是數百倍高於體力勞動力之產出，這種知識勞動力迅捷快速，而體力勞動力低緩滯後的大落差事實趨向，已然成為肇致世界經濟分配不均等加劇惡化的極根本原因變數。
杜拉克目標管理MBO革命
從初始農業社會部落經濟階段到全球化知識經濟社會的階段性演進變異過程中，關於國家社會勞動市場的秩序建構、維繫，及其配置營運管理，也隨著全世界格局之大小環境及客觀經濟社會條件的改變，而迭有變遷。
不過，真正出現基本關鍵性分野的，應該是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之後。
在1980年代之前，國際層次領域間，尤其是在先進國家經濟社會，也都仍然還是以「體力人管理」之思維觀念與做法，作為各該國家勞動市場秩序維繫及人力配置運用管理的基準；主要的前提因素是，在1980年代之前，幾乎所有國家的政治及行政院疆界壁壘，仍然是極其明確又明顯，體力人的國際移轉或跨國移動，仍然高度控管限制，所占份額極為有限，不會太大衝擊影響到「體力人管理」機制的運作。
在勞動市場營運機制的價格管理上（工資、薪資、酬勞給付機制），基本上都還建立在終身雇用的「包養制」（涵蓋雇用勞動力之全部生活起居費用及家庭幸福成本）或者「年薪制」之上，以至到了工廠經濟時代才告萌生發展的「包月制」薪給制度；其對勞動市場之供給數量管理上，則多數採取每一到勤日計數之總合累計所占「月份比例」，作為檢視勞動供給之籠統計量基礎，也是薪資給予基準。
「責任制」源於目標管理體制
現代經濟管理(modern management)最先進的美國，自1945年開始跟隨歐洲殖民經濟經驗，邁向產業經濟國際化之路；允為當代世界管理教父的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乃在1954年首先創導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MBO）理論與實踐方法，以至隨後更有所謂績效管理制度（management by result, MBR, or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PMS）的衍生發展，這項經濟企業經營管理制度的發凡，大大改變了世界產業革命以來的傳統勞動市場營運管理體制與思維。
目標管理實務，使得過去長期適行的勞動供給數量之評量基準，由「工年制」、「工月制」，大扭變成為「工日制」乃至「工時制」計量方式；而同一時間，關於勞動價格的給付，也因此棄置了「包月制」或「包日制」，改為一律「時薪制」的基準計價方式，此一改變，也就自然使得「時薪制」成為一般先進經濟社會國際間制定「最低工資」法制的核計基準。
有責任制才有勞動市場「彈性安全」
亦或者有基於MBO延伸的「績效管理」機制，做為勞動價格給付的計價標準，不計各階段勞動期限長短，或其所投入各別工時多寡，而端以一個專業或一個專項（project or item）為單元，用其總合績效表現的良窳及「規範要求達成率水準」（包括量、值、質、時限等），給予薪酬待遇，即所謂的，依專案管理單元的另類「統包制」、「時薪制」或「統包給酬制」，這也就是今天全世界邁向服務業經濟時代以及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所普及盛行適用於全體知識人力的「責任制」。
在傳統農業社會經濟及工廠經濟所代表的「體力人管理」思潮時代，針對每一勞動力之積極進行打卡、查班、查工的過程稽核管理，以維繫基本勞動計量酬勞計價的公平公正性，當然殊極重要；但是，在「知識人管理」時代，主要是以績效表現與系統運作結果成效，作為勞動市場營運管理的計量計價基準，其實，這樣子的作法，也最能夠達到勞動供需雙方真正「彈性安全」（flexicurity）雙利雙贏的經濟公平正義性，使勞動供給的工時彈性自由度，以及勞動需求的工資給付彈性自由度，都能夠同臻極致。這也就是今天，高度講求福利經濟公平正義的北歐國家，極力推動「彈性安全」（flexicurity）做為勞動市場營運體制的關鍵緣由。
無理反動「責任制」 更致臺灣邊緣化
當然在這拐彎大轉變的過程，還有一項極其值得正視的「價值革命」，也必須一提的，也就是在「體力人管理」時代，積極創導「學歷無用論」是相當符合現實的一種「用世主張」；但是，進入「知識人管理」時代，則在職場、在市場，無論是在國內層次或在國際層次，勞動力市場的根本需求是「學力乃用論」，以致終生學習(life learning)的成長精進，祇要能使「技能性知識」及「系統性知識」都能夠系統化延伸晉階升級進步的，才會是今天普世講求「知識人管理」時代，足以「用世之用」的真正秀異人才∕人力資本，也才能夠成為全世界的「可貿易」(tradable)「可自由開放移動」(free mobility)的真正世界級人才。
今天主張嚴禁企業經營管理「責任制」運作、廢棄勞動派遣法制的主張，根本無助於「保護本土勞動力」，也無助於「保障本土勞動力就業機會」；但是，相對於全球市場大小環境發展大趨勢而言，這樣子的主張做為，除了更加挫傷臺灣經濟環境吸引力及產業對外競爭力之外，應該更是肇致臺灣越發被國際大市場邊緣化的「蟻螻撼樹」無用作為。
恐難再現臺灣奇蹟風華
當臺灣的特定大左傾勞動團體的主張作法，以及現行不合時宜的政府基本勞動法制，都既無力無能又無法強合「知識人管理與體力人管理」落差，卻反倒回過頭來，硬要強壓「知識人管理」體制向後倒退而臣屬於固陋無文的「體力人管理」體制，使臺灣勞動市場根本完全務虛地返祖回到工廠經濟甚至農業經濟時代體制，則臺灣勞動力勢必更不可能從「體力人」的勞工晉級演化為「知識人」的技藝創新人才，馴至完全喪失其對外競爭力，成為「世界邊際勞動力」一族，則未來臺灣經濟發展的全球地位，當然更是不可能再持續維繫了。
尤其難以想像的是，曾經在1970到1980年代，做為一個全世界自由開放市場經濟社會典範的臺灣，竟然會頹退落後到必須政府出面制法禁止「責任制」運作實施的主張與做法，務使整個國家變成為「純粹吃大鍋飯社會」的地步，真是令人無限慨歎；倘然老英政府過果真屈服順從於所謂時代力量及少數激越勞團壓力，讓臺灣脫軌世界大趨」則在可預見未來，臺灣還有任何可能在高度競爭全球場域，再度嶄現臺灣奇蹟的盛世風華嗎？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