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愛之家困境》以愛之名，卻路難行…
明明是搶救無數的地方，為何至今依然是「非法」存在？這些年外籍移工口耳相傳裡，有這麼一處位於台北市的「關愛之家」。因為懷孕害怕被解雇而逃跑的移工媽媽，生下的無國籍孩子都可在此地得到庇護。
「我們在幫人，但別人覺得我們是沒有資格幫人的人...」就連70歲的老人都會說「我家門口不要有坐輪椅的」拒安養院進駐，移工寶寶在台灣處境更是艱難...（謝孟穎攝）
明明是搶救無數的地方，為何至今依然是「非法」存在？這些年外籍移工口耳相傳裡，有這麼一處位於台北市的「關愛之家」，因為懷孕害怕被解雇而逃跑的移工媽媽、生下的無國籍孩子都可在此地得到庇護，這裡讓媽媽安心待產、被台灣醫療資源拒絕的孩子也可協助就醫，30多年來關愛之家創辦人楊婕妤承接起被社會排斥而走投無路的愛滋感染者、外籍移工、難民、無國籍寶寶，然而這裡始終是個「非法機構」，甚至有議員要此地快點熄燈。
「又能合法又要被社區居民接受，很困難。」近期極力協助關愛之家轉型的台北市社會局長陳雪慧如此感嘆。現存關愛之家的場地不符法定規範，但若要尋覓新址又會面臨鄰近居民排斥：「非法移工生的小朋友可能膚色不一樣，或社會複製對東南亞移工移民的歧視在小朋友身上，會覺得照顧這些小朋友的機構不是一個好的機構……」
「我知道關愛是非法的、移工是逃逸的，但如果沒有關愛的話他們怎麼辦？會不會生出來小孩就死掉、他們在壓迫的社會體制就不幸了？」7月份台北市長柯文哲參訪關愛之家時，一名社工是哭著問這句的。陳雪慧盼望與關愛之家一起克服眼前困難，只是在那之前，有個無可迴避的基本問題：「台灣對跨國的接受度還需要再進步，我們對多元的包容，真的還需要再多做一些事情……」
楊婕妤開始做「關愛之家」是33年前的事，那時她是個單親媽媽獨自創業，被一個愛滋感染者年輕人改變一生──那時工作室裡的田姓大學生因為感染愛滋被學校排斥、被家人逐出，看著無依無靠的青年她想起自己一個人帶孩子的辛苦，她決定收留他，也開始接觸到越來越多無處可去的人們。
那時社會對愛滋認知甚少，很多大學生以為得愛滋就是必死無疑、身邊的人也覺得說個話就會被傳染，楊婕妤便開始做組織運動，有時去醫院探訪感染者、沒地方去的就住自己家。後來醫療進步讓愛滋感染者困境稍稍減輕，也不再出現愛滋寶寶，但社會上走投無路的人們還有很多，10多年前楊婕妤開始接觸的，是因為懷孕不得不逃跑成「非法」外勞、無力照顧孩子的母親們。
儘管勞動部明示雇主不能因為移工懷孕而提前解約甚至遣返，仲介陽奉陰違，很多移工媽媽會跟楊婕妤說「仲介說不可以懷孕，懷孕就要遣返」，在背負沉重債務的情況下懷孕移工只好挺著肚子逃，孩子生下以後繼續在台灣賺錢還債，而她們生下的孩子沒有台灣籍也沒有印尼籍，無法使用任何一邊的醫療資源，成為無國籍彷若「透明人」一般的存在，媽媽也隨時扛著不知哪天會被警察抓到、連借的錢都還沒賺到就要被丟回母國的恐懼。
做這些之前，對愛滋、移工有任何認識嗎？楊婕妤坦白說：「我都不了解，只是看到他們那樣單純想說你可能會需要住，那就來我家住，我一開始也沒有想要做什麼倡議……」對於移工婦女這塊身為單親媽媽的楊婕妤非常有共感，她自己也當過單親媽媽，只能靠自己但又沒辦法靠自己，很需要外來力量的支持，因此她希望關愛之家可以像這些女性的「娘家」，問起文山區這座關愛之家場地怎麼來的，楊婕妤淡淡笑著說：「這我兒子買的。」兒子買的整棟樓她不拿來住也不炒房，她拿來收留一切需要幫助的人們。
楊婕妤的想法很單純，她只是記得自己無助的時刻、希望自己在有能力的時候幫助人，只是這不見容於社會──「我們在幫人，但別人覺得我們是沒有資格幫人的人。」楊婕妤嘆。30多年來台北市政府首長輪替多次，楊婕妤碰過曾有社會局長下令讓警察照三餐進入關愛臨檢、連社工也要盤查，也碰過議員大打關愛之家「非法」狀態、抹黑照顧不佳造成5個孩子死亡、要求關門熄燈，如今的台北市社會局雖然很希望幫助關愛之家轉型，局長陳雪慧點出3個極難處理的問題。
為何關愛之家難以脫離「非法」身份？陳雪慧說第一問題是場地。法規上針對兒童、身障者、年長者都有相關基地面積、公共安全、無障礙設計等相關需求，雖然目前關愛的母基金會是合法立案的財團法人基金會，但在文山區的老牌安置場所是多年前就已尋覓的房屋，4層樓有2層都是防空用地，餘下面積無法滿足法定上一個孩子需要4.5坪的空間，楊婕妤雖然願將兒子購置的房屋拿來收留無處可去的移工媽媽，「如果在不合法場地照顧我們安置的對象，就沒有辦法立案，還是非法。」
為了走向合法，楊婕妤說目前關愛之家努力覓得南港的場地，但158坪只能收23個孩子才符合法規，目前在關愛的孩子人數是這3倍以上。雖然目前關愛在高雄有一處立案機構是合法的，現實是：「合法的話，要付出的成本是3倍。」
第二問題是難以解開的「歧視」。雖然北市社會局也在替關愛之家尋覓合適場地，問題是就算有合法場地，附近居民也未必能接受，陳雪慧嘆：「社會複製對東南亞移工移民的歧視在小朋友身上，覺得照顧這些小朋友的機構不是一個好的機構。」
安置機構被居民拒斥這般事件層出不窮，楊婕妤雖然碰過許多願意捐款給關愛的社區居民，但也在2005–2007的再興社區碰上管委會修規定「住戶不得將社區建物提供收容或安置法定傳染病患及精神病患」、打了一場訴訟也催生立院修法立法院修改《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做出這般明文保障：「「感染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就醫、就業、安養、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
只是即便有法規保障，要說服居民還是件難事，就連北市社會局兒童及少年福利科科長，也聽說過曾經有個70歲的老人家強力拒絕社區有老人安養機構、直罵「我不要在我家前面看到坐輪椅的」──就連70歲隨時可能坐輪椅的老人都會拒絕自己很可能用到的安養機構進駐，移工媽媽面臨的困難更是可想而知。
第三問題是專業人力比。目前關愛之家雖然立意良善地訓練一些新住民媽媽在機構內帶小孩、形成互助系統也讓一定會回印尼的孩子從小接觸印尼文化，陳雪慧說難題在這些移工媽媽永遠不會是「合法褓姆」──她們有辦法替孩子換尿布、處理孩子噎到嗆到各種緊急狀況、也會處理副食品，問題是要考證照的時候有筆試也有實作，移工與新住民短期難以克服的是讀懂中文筆試題：「除非她重新讀幼保科、受訓100多個小時拿到學位，但以有家庭的姐妹來說，不可能。」
「不然我們覺得在台的姐妹很適合，她們可以講母語，關愛之家印尼孩子佔了9成，我個人非常鼓勵移民姐妹進入這樣的機構當褓姆，但證照這事，真的不是北市府單一的問題……」陳雪慧嘆。目前在台灣的新住民雖然可以以母語翻譯試題考駕照，但褓姆證照這事還未解，這就不是單靠台北市政府可以改變的困難了。
目前社會局能做的是協助關愛之家轉型，在轉型之前也提供助力，包括協助無國籍且雙親失聯的孩子取得居留、讓社會局以「監護人」身份協助孩子在台灣找爸媽出養，有居留權的同時也就能取得醫療權，雙親失聯的孩子走媒合出養方案可以減輕關愛的人數壓力；對於在關愛的新手媽媽們，社會局派員開課做親職教育；對於場地問題，則是不斷幫忙尋覓。
最重要的還是孩子的醫療權。許多移工媽媽是為了替孩子打疫苗來到關愛，有些無力照顧孩子的媽媽甚至會把小孩丟在門口，陳雪慧嘆問題出在：「可能小孩已經需要就醫、束手無策，她們聽說關愛可以把小孩送到醫院又可以做什麼，所以放關愛後續處理……之前有媒體報關愛死了5個小孩，那其實是是小孩生病在先，雖然醫院會做診療，但小孩先天沒有打疫苗……」
「我們現在想把前端都處理好，讓醫療不用到關愛，前端做好讓孩子可以打疫苗、可以就診，畢竟我們是社會局單位，我們不是警政單位也不是移民署，我們不會考慮你的媽媽是非法移工，那是國家政策問題。」陳雪慧說，目前移工寶寶健保與居留脫鉤也是社會局想努力向中央倡議的方向，這點也獲得台北市長柯文哲支持──「既然在台灣生了，不管你是哪一國人，一生下來就該有醫療權，至少疫苗要打，否則很容易得到法定傳染病……」
「市長站在醫生的角度，他支持我們跟中央倡議，也裁示說如果中央還沒做台北市可以先來。」這是台北市目前的態度，只是陳雪慧也會有點問號：難道，只有台北市可以這樣嗎？
社會對移工的拒斥仍是全面保障移工寶寶兒童人權的一大阻力，這些拒斥來自移工被貼上的污名。陳雪慧說，在媒體渲染下很多人會以為移工犯罪率很高，但真的調數據其實也可以清楚可見「一般台灣人犯罪率比移工高」──只是陳雪慧說的事實還有待與社會溝通，只要媽媽被貼上「非法移工」標籤，孩子似乎也難以脫離各種歧視與誤解。
「台灣對跨國的接受度還需要再進步，我們對多元的包容，真的還需要再多做一些事情……」陳雪慧說，對於關愛的「非法」身份她也強調：「我很感謝他們在這過程中幫忙很多需要被拉一把的姐妹跟寶寶，雖然也引發一些爭議，但我覺得不是關愛的責任，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公部門不該躲起來、假裝看不到，台北市政府要站出來與關愛解決問題……他們是有價值的，應該跟他們一起面對這事情，不要丟給他們、不要想說非法把他們關掉就好，我絕對不會要求說『你是非法你明天就關門』，我會陪著他們一起走這條路。」
33年來經歷過居民排斥、社會誤解、議員極力希望關愛熄燈，如今關愛之家正走往合法化之路擺脫「非法」標籤帶來的種種困境，而在台灣的移工媽媽，又何時能脫離不得不逃跑而淪為「非法」的處境？這一點，並不是單靠關愛之家社工與社會局努力就能解決的問題，也考驗台灣人善待異鄉人的智慧。
「他在家裡生的，沒有國籍、沒辦法打疫苗……我們大人會有肺炎鏈球菌，小孩要打三劑，但因為媽媽是失聯移工沒辦法，有天早上起來就說寶寶沒有呼吸了，媽媽把遺體帶來台北，要帶去清真寺埋掉，我說沒那麼簡單──他沒有出生證明也沒有死亡證明，就是一個『透明』的存在……」（謝孟穎攝）
「他在家裡生的，沒有國籍、沒辦法打疫苗……我們大人會有肺炎鏈球菌，小孩要打3劑，但因為媽媽是失聯移工沒辦法，有天早上起來就說寶寶沒有呼吸了，媽媽把遺體帶來台北，要帶去清真寺埋掉，我說沒那麼簡單──他沒有出生證明也沒有死亡證明，就是一個『透明』的存在……」
酷暑7月份的桃園機場，有這麼一場離別──一位逃離雇主印尼移工媽媽被抓到了，孩子Monkey跟著被遣返，他已是上小學的年紀，在台灣出生長大也說得一口流利華語、卻必須前往全然陌生的「祖國」印尼，上機前他哭不停，而其他移工孩子童言童語：「Monkey，我們會去看你！」
Monkey哭得慘烈，然而長期收留移工孩子也看著Monkey長大的「關愛之家」創辦人楊婕妤如此感嘆：「最好狀況是，他們平平安安跟著媽媽回去。」
近10年來楊婕妤收留過500多位這樣的移工媽媽與孩子，她們懷孕後擔憂被遣返而逃跑，成了人們口中的「非法」；當這樣的逃跑移工成為警察查緝重點，她們連去醫院生產也不敢，孩子也難以在台灣打疫苗就醫，楊婕妤記得有個孩子來不及送到關愛之家就死了，正是因為無法打疫苗──傷心的媽媽想把孩子葬在清真寺，楊婕妤無奈說，沒那麼簡單。
為何在台灣出生的孩子會連就醫也不行？近年極力協助移工寶寶接疫苗的台北市社會局，其兒童及少年福利科科長王惠宜一句話或許正戳中問題核心：「移工不只是一個『勞動力』，但社會不是把他當成一個『人』。」當一個移工面臨歧視下懷孕的優先選項是「逃跑」，即便有關愛之家有社會局也難以承接全部，下一個含淚要把病死孩子埋在清真寺的移工媽媽，隨時將再出現。
楊婕妤是在33年前成立關愛之家的，起先收容的是被社會抗拒的愛滋感染者，醫療常識尚不普及的年代人們誤以為愛滋可以輕易地傳染，感染者在誤解下或許被同學排斥、被公司解雇、被家人趕出門，楊婕妤便讓這些無處可去的人們住在自己家，而近10年來，關愛之家有了新一類落難者進駐──懷孕的外籍移工媽媽，以及她們生下的無國籍孩子。「她們來台灣的目的是賺錢，但錢都還沒賺就懷孕，好像踏錯一步，之後都很難講……」楊婕妤感嘆。
幾乎每一個移工都是借款背負高額仲介費來到台灣，還沒開始工作就是欠債，沒賺到錢是不敢走的；然而移工們也幾乎是在青春正盛、人生黃金時期的20–30歲來到台灣，有情慾是極自然的事，只是懷孕移工在雇主與仲介眼中似乎是錯誤的存在，一旦有了孩子就要面臨被遣返、借款血本無歸的恐懼。
儘管過去勞動部強調「雇主不可以外籍勞工懷孕產子為理由提前解約、強制出國」，楊婕妤說，很多來關愛之家的媽媽都證言「仲介說不可以懷孕，懷孕就要遣返」──在仲介這般殷切「提醒」下，楊婕妤看到的結果是有些移工懷孕就逃跑、轉而做黑工還債：「她們都會跑掉，畢竟錢如果沒還完，要怎麼跟家人交代？又大肚子回去。」
「我如果懷孕照顧阿公，他們不會讓我留下來。」北市社會局兒少科長王惠宜也聽過一名看護工這樣說。她來台灣沒多久就認識在工廠上班的同鄉男友，懷孕後擔憂被遣返就逃跑，男友為了照顧愛人與孩子也跟著跑，一次產生兩個逃逸外勞，王惠宜很無奈：「你會想說，到底是哪個制度環節出了問題？」
男友還在身邊的移工媽媽可能不是最絕望的，楊婕妤看過的更多媽媽是這樣──有的求助密醫進行人工流產搞壞身體，有的生下孩子後仍無力照顧、把嬰兒放在傳說中「可以幫忙照顧小孩」的關愛之家門口，也有媽媽到關愛之家待產、生完孩子以後繼續逃跑工作、活在隨時都會被警察逮捕的恐懼裡，只求哪天賺夠錢再帶著孩子一起回到家鄉。
「我也會問媽媽什麼時候要回去，她們說很快，我問多快？再一年。」王惠宜嘆：「她們很多覺得做一天賺一天，還可以賺，能躲就躲……」
當移工媽媽不得不逃，孩子自然也成為犧牲品，第一個面臨的問題就是「無國籍」。北市社會局兒少科長王惠宜說明，由於在台灣出生的孩子能否居留是視爸媽國籍身份而定，爸媽非法孩子就非法，他們還無法回到印尼但也不會成為台灣人，造成在台灣生活難以取得一些基本權利，打疫苗即是一大難題：「問題變成誰來決定這孩子要打疫苗？有些在家裡出生的，他沒有健康手冊、也不知道能不能打疫苗。」
儘管目前疾管署表示「由社政、警政、戶政、收容機構或監管單位提供衛生單位個案相關資料，即可安排各項常規疫苗接種」，很多爸媽並不知道官方已有應對措施，他們靠的是「口耳相傳」的管道。王惠宜曾在關愛之家遇到一對特地從宜蘭搭車上來的移工爸媽，那寶寶才出生一個月，小倆口可能從同鄉聽說關愛之家關愛之家可以幫忙打疫苗，就把孩子帶來。
王惠宜曾在關愛之家遇到一對特地從宜蘭搭車上來的移工爸媽，那寶寶才出生一個月，原先他們是搭計程車要帶孩子去衛生所打疫苗，但因為媽媽是逃逸身份、孩子沒有權利就醫，小倆口可能從同鄉聽說關愛之家，就把孩子帶來。
也有來不及打疫苗的孩子，楊婕妤說，幾個月前就有一個曾在關愛之家生過孩子的媽媽，第二胎因為來不及趕到醫院在深山住處出生、免疫力薄弱的情況下就這麼生病死了。
即便現在社會局也想盡力協助無國籍寶寶就醫，王惠宜看到的現實是：「這些媽媽不會主動找上公部門，之前有些孩子生病、媽媽照顧也知道孩子生病，但她不敢自己去就醫，是透過關愛去送醫的……媽媽很擔心說只要進到這些單位人家就會報警、把她抓去。」在媽媽驚惶恐懼逃亡的過程裡，孩子也很難得到最好的照顧，「你以為寶寶不知道？他曉得你焦慮啊。」王惠宜說。
王惠宜看過一些孩子生下來就有先天性心臟病、看過有孩子是沒戶口在墳墓長大的，而今（2019）年台北市議員王浩指控關愛之家照顧不佳讓孩子「斷腿」，楊婕妤大嘆實情是這樣的──那孩子的爸媽在梨山果園做非法打工，即便兩人都說雇主待他們很好，帶孩子工作還是難免發生意外，那媽媽背著孩子從高處跌落，孩子的腿就這麼摔斷了。他還很小，腿就斷了。
有些分身乏術的移工媽媽會選擇把孩子放在關愛之家，想趕快專心賺夠錢再帶孩子回國，只是王惠宜走訪關愛之家多次，她看見的是：「你去那邊會發現，每個孩子都很渴望抱抱喔，他們會一直過來要抱抱，但我想任何人都沒辦法給他，只有他的家人可以……」
即便孩子一路平安順利成長，當媽媽被抓到、要遣返回印尼那天，孩子可能也大了。談起前陣子被遣返的移工孩子Monkey，王惠說他已經5歲了，跟媽媽其實是很疏遠的，他也已經會講台灣話、完全像個台灣人、所謂「祖國」印尼對他來說完全是陌生異鄉，那孩子在機場恐懼不已、哭個不停──一個移工在台灣工作最常至多就是14年，他們的孩子有一天勢必要回去，但在媽媽不得不逃跑的情況下，這些孩子無法成為台灣人也難以是個印尼人，回國以後該如何融入社會也是一大考驗。
一切的問題究竟從何而來？多年來協助移工媽媽的楊婕妤嘆：「如果整個制度面都健全，那就不需要我們存在……如果移工懷孕不用跑、可以跟老闆好好商量、可能生完把孩子送回家鄉給家人帶、有勞健保，如果這些都存在，其實就不需要我們存在了。」
政府並不是沒有在努力，只是仍有很多問題待解。台北市社會局長陳雪慧說，中央政府在2017年推出方案，雙親失聯的移工孩子以兒童權利為優先，孩子取得台灣居留權自然也會有健保跟就學權利，社會局也代為擔任監護人協助孩子出養、在台灣能有個家──只是爸媽還在台灣逃跑賺錢的孩子呢？陳雪慧說這就無法符合「失聯」定義，而台北市長柯文哲目前贊同社會局想法，想嘗試讓居留權與健保脫鉤：「孩子一生下來就該有醫療權，至少疫苗要打，不然很容易得到法定傳染病，市長站在醫生的角度，他支持我們跟中央倡議……」
每個政府部門思考角度不同，雖然給孩子居留權可以保障就醫權，陳雪慧說，隸屬中央的移民署其實就很憂慮「小孩拿到居留會不會下一步變台灣人、大家都來台灣生產、小孩長大又用依親進來」。
對此陳雪慧澄清，台灣移民法規上無法「大依小」，只有尋無雙親的小孩可以變成台灣人，如果以大移民政策來說，在少子化的台灣社會是可以考慮的；再者，東南亞經濟也在起飛、就連嫁來台灣的新住民也在減少，「台灣人可能覺得說『我們』跟『他們』要有區隔，但其實，想成為台灣人的沒那麼多了。」
「我現在覺得是國家政策確實要確立，這些孩子能不能跟『非法』脫鉤、對每個出生在台灣的孩子能否提供就醫就學各種維持生命的作為？」兒少科長王惠宜則說，其實台北市在2015年開始就試著跟中央連線，一開始的困難是：「勞動部會覺得我只負責合法移工，移民署會覺得我只負責非法移工，各部會都覺得我不負責那小孩跟逃逸的。」
在王惠宜看來，當移工進來台灣，國家政策其實就該考慮到他們會在台灣面臨的各種狀況，以懷孕來說，移工們多半都是20多歲來到台灣、最久可以待個14年，他們的青春歲月都在台灣度過，當然也有可能會生育：「要想到他們會在台灣有什麼狀況，不是想到他們是來工作就好，他們不只是一個『勞動力』，但社會不是把他當一個『人』，這有沒有相關配套？」
當移工扛著沉重仲介費用債務，一懷孕就很容易逃跑，又因為逃跑的「非法」身份而活在恐懼，難以給孩子好的照顧，這環環相扣的狀況讓王惠宜感嘆：「你不允許，他就跑掉，但跑掉對誰有幫忙？對雇主沒有，對小孩沒有，對他自己沒有，對社會也沒有。」近日監察委員王美玉、王幼玲也連上印尼辦事處，印方承諾可協助懷孕移工媽媽聯絡母國家人照顧孩子、若家人無力照顧也可由印尼當地社福單位協助，一切努力，也是為了保障孩子能被當「人」看待。
「這社會是需要大家一起的，不是區分我是台灣人、他是外國人……就像我們去國外也希望人家善待我們，別人到台灣也要善待，有善待才會互助和諧。」王惠宜一席話，或許正是台灣應思考移工政策的重要核心。
如楊婕妤所說，移工寶寶最終都是要回去、最好的結局也是平安回去，而未來台灣年輕人並不是不可能去東南亞國家當移工，當雙方年輕人相遇，將如何對待彼此？此刻台灣對待移工孩子的態度，或許，正決定我們未來的模樣。
